【摘要】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讨论已经不少，随着更多专家学者的“跨领域介入”，人们的相关认知也越来越深入和开阔。但基于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依然有许多事情需要做，有更多的话题可以被打开。其中一个方面是，如果能够从作为一种“文化战略”的高度来进行审视，就会更加明确地意识到“非遗”这个问题事关对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的文化自信的重振，或许能对“非遗保护”这项工作的意义有一个崭新的认识。

【关键词】文化遗产；文化战略；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认同

一

近年来，随着政府相关部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越来越重视，国内的相关讨论也方兴未艾，声势渐大。虽然相对而言，我们在这个领域的起步较晚，取得的成果也已有目共睹，但暂且搁下必要的肯定。总体来讲，与一个拥有14亿人口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大国的身份而言，必须承认，我们在这方面的成绩还是远远不够的。更进一步来看，导致这种状况的一大原因，无疑是对“非遗保护”这项工作意义的认识仍有待深入。试想一下，如果能够将展开这项工作的意义上升到作为一种“文化战略”的高度，我们的紧迫感是否会有所改变？答案无疑是肯定的。那么，现在的问题首先是，如何解释“文化遗产”和“文化战略”之间究竟存在怎样的关系？让我们从一部好莱坞电影谈起。

2019年，由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和布拉德·皮特联袂出演的电影《好莱坞往事》，让这两个即将被观众忘却的美国影星又火了一把。这个电影本身没什么要讨论的，唯一的“热点”（或者说引起了一点小小争议的）是影片中扮演“明星”男主替身的皮特，在片中将一个明显影射“中国功夫之王”李小龙的角色，一脚踹到了墙角边。言外之意，以李小龙所代表的所谓“中国功夫”，不过是虚张声势的小把戏而已，根本经不起一个并无任何专业格斗经验，也完全没有粗壮的胳膊与肌肉的普通男人的随意一脚。尽管据说作为演员的皮特事后曾表示，自己对李小龙还是很敬佩的。但无论如何，影片中这个环节的设计与故事的核心内容毫无关联，并无必要。但由此也恰恰说明这个设计是“有心”的，针对的就是作为“中国功夫”的代表人物李小龙，带有对中国功夫和中国男人以及“中国人”和“中华文化”的嘲讽与鄙视。

当然，在好莱坞乃至整个西方电影界，一代宗师李小龙的“江湖地位”并不能轻易地被这部影片所撼动。问题在于，这个节外生枝的情节之所以会在影片中有意呈现并得到关注，并不只是这部影片的编剧和导演昆汀·塔伦蒂诺的个人趣味的表达。“李小龙”这个名字早已成为“中国功夫”的标志，在某种意义上，当今的西方“动作电影”已经完全渗入“中国元素”。如果说，“格斗”是“动作影片”的核心，那么，很难想象当今时代，一部成功的欧美动作影片中没有鲜明的“中国功夫”元素的情节设计和格斗场面，在多数欧美“动作明星”中，不必说对“李小龙”和“中国功夫”的尊重已成为一种起码的职业操守，而且对成龙和李连杰在荧幕上所呈现的中国功夫的模仿也到处可见、不胜枚举。但诡异的是，这并不妨碍他们对“中国”和“中国人”的偏见。换言之，在这些演员和观众心目中，“中国功夫”不仅可以与“中国人”脱钩，而且能够与“中国文化”毫无关系。

这种非理性思维完全超出了正常的想象逻辑，但对于相当多的欧美人士而言，显然不是什么问题。这就需要我们认真对待了。今天的世界舞台上，欧美诸国越来越明目张胆且急不可耐地打压“中国崛起”，具有一种独特的意味。我们国家近年来经济实力的迅速发展固然是一个重要原因，但并非全部，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并非根本原因。比经济实力的影响更深远强大的，是支撑着一个民族精神和国家品质的文化实力。它并不能用西方学者提出的所谓“软实力”概念来替代，而是一种作为民族与国家安身立命之基础的“隐形实力”。

从西方学者的传统眼光来看，一部世界史基本上就是从古罗马时代起，由不同的西方国家轮流称霸的帝国主义史。不同于一般意义上以相当规模的人口基数和国土面积的统一为标准的“帝国”，能够拥有“帝国主义”身份的国家的基本特点就是充分体现“国家自私”，并以此为由对别的国家强行实施不讲理的“以我为主”的军事强国。这意味着“帝国主义”就是那些表现为“军国主义”的“帝国”的国家逻辑。所以，古往今来，显示“帝国主义”霸权的主要标志无疑是以强悍的军事力量为基础的政治权力，但进一步的思考表明，其实真正让这种力量得以落实的，还是作为“隐形力量”的文化实力。不妨列举一个当今世界的典型案例，即当下的伊朗与美国的关系。这虽然是两个积怨已深的国家，但并不妨碍伊朗民间大众对好莱坞出品的吹捧美国价值观的“美剧”的欣赏。由此可以说明，貌似强大的军事威慑力量其实并没有看上去那么厉害，相比于隐形的文化霸权，他们其实是脆弱的。因为军事能够消灭人的身体，唯有文化可以征服人的精神世界。所以，法国作家雨果精辟地指出，世界上只有一种真正强大的力量，那就是呈现思想观念的精神世界，那是任何军队都无法征服的。

今天世界流行的所谓的“大国竞争”，或者说“大国较量”，这种竞争与较量首当其冲地通过军事对抗与政治攻击表现出来。但真正决定这种较量之高下的，其实并不是这种“硬实力”，而是体现着一个民族精神和国家品质的，由历史传承并发扬光大、由有形无形的文化遗产体现着的一种文化价值。这就是西方一些所谓的“民主国家”抹黑中国的根本原因。他们针对的不仅仅是“中国政府”，而是“中华民族”，他们的目的绝不只是简单地否定“中国社会”，而是想彻底遮蔽“中华文化”。究其原因，并不是他们无知，而是他们十分明白以“中国文化”为基础的“中华文明”的伟大；十分清楚随着中国经济的重新复苏，让“中华文化”得到理所当然的弘扬对于人类文明的前景有怎样的积极意义。比如，一部“欧洲史”告诉人们，西方世界第一个“先富起来”的国家根本不是曾经号称“日不落帝国”的大英帝国，而是在17世纪率先启动海洋贸易、被视为欧洲第一个“黄金年代”的荷兰。通过那个时代的荷兰艺术家的手笔，我们可以明白一件事：在那个年代，足以证明一个家庭属于“富人之家”的标志，就是拥有大量的中国瓷器和各种日用品。这种景况在英国击败西班牙“无敌舰队”称霸海洋之后，同样出现在英国画家的作品中，是否摆设着各种中国茶具和中国棉纺织品等，几乎成为衡量一个英国家庭是否属于货真价实的上等阶层的一个符号。直到19世纪的印象画派笔下，在许多展现户外聚会的作品中，我们依然能看到，那些代表“中国元素”的器物的存在。

艺术从来都是一个时代的社会风尚的反射镜，凡此种种都足以证明中国文化和中华文明在世界文化中的重要性。据有关部门的统计，中国流失国外的文物多达164万件，其中，大英博物馆收藏的最多，达2.3万余件，不仅囊括了中国整个艺术类别，而且跨越了整个中国历史，包括刻本、书画、玉器、青铜器、陶器和形形色色、五彩缤纷的饰品。所以，西方国家的政治玩家和媒体人对“中国文化”与“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成就并不是一无所知，相比于普通的西方民众，他们更知道“真相”。但正因如此，他们才纷纷加入热衷于“妖魔化中国”的阵营。在西方舆论中，对中国的妖魔化由来已久。一个最突出的案例就是给中华民族强加一个“东亚病夫”的称号。这种景况通过一些西方传教士和冒险家的镜头在西方世界广泛传播，造成对于“中国人”的刻板印象。但只要我们回到源头，顺着历史的发展轨迹看下来，就不难发现，这种印象与真正的“中国人”完全不符，这是对中华民族形象的一种极度歪曲。对此，只需了解汉代中国军队与强大的匈奴部落的较量就能得到清楚的解释。

不管关于古代匈奴人与后来出现于欧亚大陆的“匈人”究竟是什么关系，这在史学界迄今存在着分歧，但曾经让欧洲诸国闻风丧胆而被称为“上帝之鞭”的“阿提拉”，迄今被现代匈牙利民族视为自己的祖先，这是事实。无论作为现代欧洲国家的“匈牙利”与古代“匈奴人”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有一点无可否认，作为活跃于古代中国北疆的游牧民族的匈奴部落曾经是一支十分强大的力量。历史早已表明，经过几十年的争斗，匈奴部落被迫离开自己的原乡向欧亚大陆迁移。为此，有细心的日本汉学家专门做了研究，结果表明，当时汉代军队的战斗力之强让人惊叹。这可以清楚地解释在与汉代边境守军经历了几十年的较量后，为什么强大的匈奴部落最终一分为二，南匈奴以彻底融入中原文化的方式成为中华民族一分子而安居乐业，北匈奴则向欧亚大陆迁移，在欧洲中部安营扎寨。中华民族也由此开启了两千多年的文明进程，虽然经历了不断改朝换代，但始终保持着国家形态的完整性，其原因就是中华文化的强大包容性和吸引力。有人做过一个假设性的研究，如果当年称霸欧洲大陆的罗马帝国与中国相邻会出现什么状况？一方面可以肯定，无论秦朝以后的历代如何努力修筑长城以实现自我保护，以扩张性侵略为立国之本的罗马帝国绝不会停止向繁荣富裕的汉代发起战争。但最终的结果，可以从两个方面给予论证：一是当时汉军在人数上对罗马军队呈现压倒性优势；二是冷兵器时期，汉代中国军队的武器杀伤力远非罗马军队可以相比。

尽管这种假设并不能被作为历史事实对待，但它从另一个方面表明，所谓“东亚病夫”的说法从来就是一种子虚乌有的侮蔑，这个术语通过日本而向西方传播，最终被欧美国家普遍用来作为歧视中国人的习惯性表述，其目的非常清楚。由此可见，在以强大的军事力量为基础的政治权力后面，真正具有生命力的是体现一个民族文化价值和精神品质的文化实力。纵观世界历史，从古代雅典帝国和古罗马帝国开始，历经“拜占庭帝国”“威尼斯帝国”“神圣罗马帝国”“奥匈帝国”“大英帝国”和北美超级帝国，西方国家始终以寻求军事霸权作为其立国目标；为了达成这个目标，除了炫耀其军事实力之外，更重要的是向全世界推行其“文化霸权”。所谓“电影创造美国”，就是指好莱坞以其举世无双的文化生产能力，利用后工业时代的科技手段，结合形形色色的叙述逻辑，创造出种种光彩夺目的反文化神话。这对所有不甘心被西方霸权压制和欺负的民族和国家提出了一个十分现实的问题，为了应对隐藏于军事霸权后面的“文化霸权”，需要一套相应的“文化战略”。

二

很难想象，今天的人类文明史如果没有这些古老文明的文化创造呈现出来的文化多样性，人类文明还有什么前途可言？有必要指出的是，即使在“西方中心论”的话语系统里，我们仍可以看到不同程度地给一些文化留下了一席之地。在“西方中心论”话语中，唯独被屏蔽出局的是有着悠久历史的中国文化和中华文明。如果说，在以往作为大众文化消费品的欧美影视剧中出现的中华饮食等，还多少有一些表示“异国情调”的意味，那么，在近年来的这些“大众产业”中，“中国人”和“中华文化”时常以一种反面形象被呈现，乍看起来让人颇为费解。每一个中国人都会纳闷，究竟怎么得罪西方世界了？

事情并不难理解。表面上讲，导致这种情绪在西方国家此起彼伏的一个直观原因，是中国经济迅速发展带来的国力的恢复。但在更深层面上看，问题在于这些西方政客以“文化傲慢”掩盖其内在作为一种“集体无意识”的“文化自卑”。积淀深厚的中华文明所拥有的“文化实力”是无法被外部强力所消灭的。

古往今来，真正值得全人类各民族认真严肃地对待的问题只有一个——生而为人的我们如何不负天命而有意义地度过此生。这个问题早就出现在哈姆雷特的视野之前。从艺术的根本宗旨在于体现对人类生命一视同仁的尊重与关爱来讲，当19世纪俄罗斯作家屠格涅夫提出，以反讽的方式呈现理想主义精神的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的小说《堂吉诃德》，比苍白地思考所谓“生与死”的问题的《哈姆雷特》更伟大，你无法否认这个观点的深刻。我们从中也可以看到中国文化所强调的“天地之大德曰生”的思想，与西方现代人文主义的“对世间生命的普遍关怀”的伦理观的殊途同归。这也清楚表明，对莎士比亚戏剧成就的承认并不意味着对以大英帝国为代表的“西方文化优越性”的赞同。问题是，这种“文化自大”从何而来？除了自欺欺人的傲慢，不可否认，对中国人（包括海外华人）自己的“文化自卑”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种自卑情结由来已久，产生这种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所谓“现代性”以来中华民族因饱受西方帝国主义摧残留下的一种心理创伤。这种伤痛不仅让我们无视我们的文明曾经创造和拥有的堪称伟大的传统文化，而且对自己曾遭受过的被殖民、被压迫的惨痛历史有选择性地遗忘。

这表现为很长一段时间以来，许许多多中国人对西方国家一直抱着一种仰望的心态，把“西方文明”视为天堂之地。深入一步的分析表明，能让一个拥有悠久历史的伟大民族滋生“文化自卑”的一个关键原因，是经济落后带来的极度贫穷和以经济实力为基础的军事力量的脆弱。但在我们面对中华民族在经济和军事等领域全面提升的情形下，有必要强调的是作为隐形实力的文化基础。没有相应的文化传承为支撑，任何货真价实的经济发展都无从谈起。这足以清楚地表明，当下中国政府在国家管理方面所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和中华民族在经济领域所展现出来的惊人活力。在更深层次上，这些成就和活力都是一个伟大民族的历史传承而拥有的“文化资本”的生动展示。所以是时候了，随着眼下中华民族的重新崛起，我们完全应该和能够彻底去除盲目的“文化自卑”，让我们的文化自信得到充分的呈现。

让人不解的是，即使在我们的“硬实力”取得如此骄人的成就时，我们的“民族自豪”感似乎仍不足以让我们的文化自信得到相应的提升。问题的症结除了西方世界通过其几百年的科技力量和文化包装把自己打造成世界文明的中心，从而让非西方国家对之形成一种强大“迷思”，还在于经历了太多的苦难与挫折，已经失去了能够生成文化自信的能力的“文化自觉”。如果说，没有起码的文化自信，我们就无法构筑必要的“文化战略”，那么，缺少足够的“文化自觉”，一个民族的文化自信就无从谈起。所以，在建立有效的“文化战略”这个问题上，如何能够获得名副其实的“文化自觉”是解决问题的核心，而关键所在，就是对于“什么是‘中华文化’立足于世界文明的优势”这个根本性问题，有全面和深入的认识。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在一个民族文化传统的构成中，相对于偏重于“重现历史”的“物质文化遗产”，以传统礼仪民俗、通过相关建筑物形成的生活方式、借助民间口头传递的知识和智慧、手工艺制作活动等为代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凭借其对一个民族的精神世界和生活价值观的形成起着的举足轻重的作用，而在某种意义上具有更为独特的重要性。

首先，从“传统礼仪民俗”来看，现在已明确作为民俗项目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的中国传统节日有春节、元宵节、清明节、端午节、七夕节、中秋节、重阳节等。构成这些节日的一个核心概念就是“家”，这是人类文明最基本的元素。正是因为有了区别于“房屋”的“家庭”的出现，让人类从茹毛饮血的“原始人”进入了“文明人”的阶段。所以在理论上，世界上没有一个文明国家的文化会对作为一种文化的“家”不以为然，但实际上并非如此。不妨以现在仍然占据世界大众文化生产中心的欧美影视剧为例，我们在许多作品中都能看到一句熟悉的台词：We are a family（我们是一家人）。作为大众文化产品的好莱坞影视剧之所以热衷于这句台词，只是为了迎合日常生活中西方普通百姓对一个意味着安全、温馨的家庭文化的向往，这仅仅只是表明对“家”的重视具有所谓的“普世价值”。但这种价值在当今西方的社会现实中，早已被个人至上主义文化和自由泛滥主义生活方式所彻底淹没。这与中国传统文化自古至今对“家”的维护和向往大相径庭。如果要问什么是天下最可怜的人，当然是那些“无家可归者”。所以，是否能够让“家庭文化”的传统很好地延续下去，这毫无疑问是衡量文化成败的一个关键。在这方面，被整个中华民族作为基本道德准则所接受的一句“常回家看看”，将中华文明对“家”的重视体现得淋漓尽致。在中国文化中，包含在对“家”的重视中的一个重要涵义是“和”。所谓“家和万事兴”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家”的稳定并不仅仅只是事关一个大家族或小家庭的生活状况，也涉及整个社会的安定与有序。哲学家们早已反复说过，地球上所有的生命都本能地追求美好地生存，对于具有灵性生命的人类来讲，这样的美好世界离开了温馨和睦的家庭肯定是无法想象的。

其次，从通过相关建筑物形成的生活方式来看。现代中国诗人戴望舒的《雨巷》之所以一直广受好评，并不在于这首诗本身有多么出彩，而在于它具有一种“诗外之意”。换言之，《雨巷》的特色并不在于其作为一首诗的“文学意义”，而在于它具有一种体现了鲜明中国传统特色的“文化价值”。诗中的主角虽然是“撑着油纸伞，独自彷徨在悠长又寂寥的雨巷”的“一个丁香一样的姑娘”，但她不仅仅有着“太息般的眼光”和“结着愁怨的凄婉迷茫的芬芳”，而且是行走在有着“颓圮篱墙的雨天”的、铺着青石板的街道的小巷的、充满青春活力的年轻而又不失典雅的女性。从中我们仿佛可以感受到一种宁静祥和，充满了世俗生活情趣的“日常性”。如果说，在席卷全球的工业化时代，人们一度被现代化的高楼大厦所震撼、被前所未有的物质的极度丰富所吸引，那么，经受后工业时代的大都市的喧嚣与躁动后，当消费社会的非理性需求狂潮开始退却，那种造型怪异、不适宜人居的建筑终会让人厌倦，对所谓的“现代性之罪”的批判和“现代化之过”的反思逐渐蔓延。在一种怀旧与革故鼎新交叉并重的情绪中，随着西方发达国家对“乡土景观”的再发现，曾经被视为愚昧落后生存方式的“乡土中国”的独特意义也必将得到重新审视。其结果表明，这个概念所反映的文化内涵不仅曾作为独具特色的“乡绅治理”模式，为维系几千年中国社会的稳定发展做出了贡献；而且，在面对当下激进的后现代社会思潮，它能让中国社会在“新农村创造”的同时，为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提供了一种更为人性化的方案。如果说，“世俗主义”是现代西方的一种新思潮，那么，对于曾经以“乡土社会”为立国之本的中华民族，它一直是最具活力的一种文化传统。

再次，从以手工艺制作活动和相关器具运用为代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来讲，以家庭为基本生产单位的中国的手工纺织机劳作，不仅曾为开启近代中国的工业化之路做出过十分重要的贡献，而且由于这项生产活动主要由女性承担，还具有一种别具一格的“附加值”，即女性社会地位的极大提升。毫无疑问，它在很大程度上让历史上与世界各地的女性一样受制于男权压迫的中国女性的社会身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三

从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具有重要位置的“借助民间口头传递的知识和智慧”这方面来看，在这个构成中国文化传统的重要环节中，我们能看到中华文明在心智领域和精神世界方面相对于西方文明的文化自信。众所周知，现代西方哲学以笛卡尔的“身心二元论”为起点，从这个“身与心分离”的“我思之在”出发的“西方现代思想”，在认识论上最终走向了神秘主义的不归之路。虽然就像波普尔所说，在思想史上，较之于简单的实在主义“一元论”观点，将“现象与本质”进行“二元论”区分是一种进步。但它所导致的让“事物本质”与“事物本身”完全分离的结果显然是失败的。尽管以康德为代表的“德国观念论哲学”和其后以胡塞尔为代表的现象学派试图做出挽救，但最终还是语焉不详，找不到能让西方思想继往开来的“回家之路”。这种状况在美国实用主义学派崛起后有所改变，20世纪的西方学界共同推出的、强调“身心合一”的所谓“身体转向”理论，总算为无所作为的西方哲学重新找到了一块得以继续开张经营的思想市场。但从中国思想传统来看，中国成语中的“心领神会”与当代西方思想费尽周折、殚精竭虑地提出的“身心合一论”异曲同工。事实表明，在中国语境中，作为一种认识论的“心领神会”的具体路径，一言以蔽之，就是“心知肚明”。在这里，与“神”相通的“心灵”同时也明确地与作为肉体的“肚皮”相连，彼此间并不存在任何“分离”。虽然两种表述的“跨文化差异”并不影响彼此在“功能性”方面的相通，但不难看到，较之于西方思想历经山穷水尽之后的柳暗花明，中国思想的早熟与成熟已不言而喻。

任何一种认识论都关联着一种相应的本体论，自柏拉图“理念论”为西方哲学奠基以来，西方思想从未能彻底摆脱试图以某种观念体系，将生机勃勃的大千世界的运行规律用某种“实在论”予以一网打尽的阴影。其结果是僵硬的教条主义借助于形形色色的理论话语占据思想舞台，抽象的意识形态说教借助于所谓“自由民主”等“道义大词”控制和歪曲对真实的生活世界的洞察。正是这种情形，让现代西方思想以“政治正确”为其自以为是的“文化自大”鸣锣开道，其结果只能是害人害己。虽说这样的错误也曾在中华大地出现，究其原因恰恰是因为我们放弃了中国传统文化，在一种文化自卑情结中让伟大的中华传统文化被所谓的“先进的西方思想”阉割。这个惨痛教训让我们得以重新审视中国文化。众所周知，如果要从复杂的中国思想文化传统中提炼出一个关键词，毫无疑问只能是“道”。这个足以让“万物归一”的“道”虽然无法用清晰的语言文字得到解释，但基本特征仍可以辨认，这就是“合二而一”性。道之为“二”是指“非一”，从最简单的哲学层面讲，也就是“阴”与“阳”的“分而不离”，所谓“一阴一阳之谓道”。之所以能“分而不离”，是因为“阴与阳”此乃“有别”而已，彼此根本上同为一体。而进一步讲，“道”的统一性归根结底表现为“天道”与“人道”的一致性。所谓“道不远人”的意思，指的是作为天地之大德的对生命的善。所以，“天道即人道”，所谓“替天行道”就是让“善待生命”这个最基本的伦理法则被真正落实。正是在此意义上，与“尊道行德”相提并论的是“上善若水”。如果说，“道”的符号化标志是早已为大众所熟悉的外圆内分的阴阳图案，那么，“道”的语义内涵则是滋润万物的“水”。

相形之下，我们不难发现，从古希腊神话中普罗米修斯将火种带给人类，到欧洲诸国用枪炮火药为其发动殖民主义侵略战争提供保障，西方文化对“火”的重视无须赘言，这与中国文化对“水”的推崇形成一种巨大反差。值得一提的是，西方世界似乎至今仍然不明白，为什么最早发明了火药的中华民族对自己的这项划时代发现不以为然，反而让将中国人的这项发明据为己有的西方人发扬光大，最终帮助他们征服世界。这让包括《枪炮、病菌与钢铁》的作者贾雷德·戴蒙德在内的许多西方学者倍感困惑。原因其实并不复杂，他们之所以有这种困惑，在于他们深受“西方文化传统观念”的影响，按照这种观念，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是永恒铁律，任何民族都无法逃脱“胜王败寇”的下场。因此，没有人会轻易放弃能够称霸世界的权力，西方世界因此而开启以火药为武器的“热战”取代以刀剑为代表的“冷（兵器）战”。尽管这种思想的发生缘由完全符合逻辑，但是充分体现了西方文化的劣根性和从一时胜负滋生的文化自大心理。如果说，从“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这样一句诗中，可以看到中华文化对“火”所具有的毁灭生命的能量有充分认识，那么，从“玩火者自焚”这样的成语里，还可以看到中华文明对热衷于“玩火”这种行为在道义上的彻底否定。

换言之，火焰滚滚和火光冲天的景象往往意味着毁灭与破坏、战争与杀戮。时至今日，掌握着能够毁灭地球几百次的核力量的欧美超级大国，仍然对以“火”为象征的战争的崇拜与一直推崇润物细无声的生命之“水”的中华文化形成了强烈的对比。由此而言，在事关人类“文明进程”的问题上，从所谓的“欧美发达国家”总是热衷于通过炫耀核航母舰队和超级巨无霸载核轰炸机来展示其不可一世的“军事霸权”来讲，我们看到的仅仅只是货真价实的“文化自大”，这种自大没有任何能够构筑“文化霸权”的“文化资本”，反而让我们得以看穿其深层的“文化不自信”和“军事不自信”。由此，也再次显示出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的传统。有道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很少有哪一种文化传统能像中华文化这样，明确地强调必须将生存权力彻底掌握在自己手中。有必要问一下，没有给任何救世主留下一席之地的中华民族，何来这举目无双的精神和顶天立地的伟大勇气？答案其实也没有那么复杂，中华民族只是从对“天地之大德曰生”的坚信不疑中获得“无根而固”的信念。归根结底，这就是让伟大的中华民族能够经受各种磨难而安身立命的文化自信的坚实基础。

诚然，为了呈现这种自信，我们无须贬低任何别的文化。真正优秀的文化传统从来不是用来征服和竞争的，但毋庸讳言，不同文化之间总是存在一种相互比较的可能性。这种比较早就随着对美国学者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的误读与曲解而被炒作得沸沸扬扬。尽管关于亨廷顿此话的解释不能离开相关语境，但无论如何，时至今日，仅仅只是从“字面上理解其意”已经成为崇尚“白人优越论”的西方国家的集体无意识。有必要讨论的是，不同文明之间是否真的只有“你死我活、有我无你”这种局面？按照当下流行的关于“文明冲突论”的解释，事情显然没有别的选择。它所呈现的是对“文化多样性”的彻底否定，其依据的思维逻辑是“如果要‘和’则必须相‘同’”。尽管表面上看，允许在西餐与中餐之间做出选择，但在骨子里唯一推崇的是“动物凶猛”的霸权文化，所谓的“身体哲学”无关如何“认识世界”，而是“征服与统治”。亚历山大大帝“把世界当作自己的故乡”的名言和凯撒一世的“我来过、我见证、我征服”已铭刻在西方文化传统中。它们显然无关旅游和探险，而是消灭异己的统治与霸权。这清楚地意味着在西方文化传统中，存在着极端主义元素。毫无疑问，这样没有恪守“文明”，时不时推崇“野蛮”，不仅没有任何“自信”可言，而且由于它总是让世界永远处于恐怖之中，最终只能被人彻底唾弃。好在人类文明总是存在着另一种选择，就是中华传统文化所一直强调的“和而不同”，从语言文字、礼仪风俗到祭祀与崇拜、节庆与活动和国家管理、社会制度等，我们可以在物质与非物质文化的方方面面尽显不同，但这完全不妨碍我们彼此在相互尊重与平等对待的基础上共同生存，一起为打造人类的美好世界做出贡献。

由此而言，如果我们能从作为一种“文化战略”的高度看待问题，就不难发现，在经历了千万年风风雨雨的中华文化传统所积淀的“文化资本”中，每一个中国人都能底气满满地从中获得足够的文化自信。与西方文化的保守派与自由派的一直呈现分庭抗礼不同，中华文化的包容性更具有一种大格局。这既体现在对“安土重迁”与“好儿女志在四方”的相提并论上，也落实于对“天不变，道亦不变”和“移风易俗”的创新求变的双重肯定。这些强调与诉求充分体现了中华文明的文化自信。20世纪以来，在西方世界盛行的存在主义思想对“生命意义”的诉求之所以能产生巨大影响，说白了也就是它直指“世上人如何才能安心”这个人类根本问题。解决这个问题的基本路径就是中华文化所反复强调的一个关键词——平常心。作为这种文化基础的背景的，是摒弃一切高谈阔论的“说人话”，是去除任何冷漠麻木的“近人情”。如果说，前者强调世界只是让无边的欲望得到充分满足的西方文化的常态，那么，后者则是坚持“安贫乐道”和“知足常乐”的中华文明的精神核心。它们当然不是对苦难的盲目赞美和对欲望的绝对排斥，而是强调对物质追求的适度和对日常生活世界的珍惜。唐人崔颢《长干行》中的“君家何处住，妾住在横塘。停船暂借问，或恐是同乡。”看起来是如此的平淡寡味、语不惊人，几百年来却广为流传，倍受好评。其中的原因就是通过“说人话”而让基于“平常心”的“近人情”得到最生动的呈现。只要我们能真正拥有这份心与情，就能以一笑了之的态度，将让整个西方世界置于一片焦虑之中的所谓“存在的虚无”拒之门外。

我们重申，从作为一种“文化战略”的高度来重新认识中国悠久传统形成的“文化资本”，来重振中国人的文化自信。有必要强调的是，重振这份自信不仅事关中华民族的生存与发展，同样也能为“走四方”的中华儿女提供一个必不可少的文化认同。全球化的一个重要结果是人、物、信息和科技的大规模高速跨地区和跨国流动浪潮，今天的世界各国都面临着不同民族相邻而居的现实和机遇。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元素同样也早已在世界各地重新安家，融入不同国家和他们的主流文化之中。对一个中国人而言，无论学会了哪种新的语言，拥有了什么多重身份，把贸易和探索进行到了何方，其作为黑发黄肤的“中华民族一员”的文化属性永远无法改变。在能够真正安身立命的意义上，始终需要一份来自原生民族的文化认同，这份认同的前提是拥有一种坦然的文化自信。只有坚定地保持这份自信，才能让中国人通过呈现文化多样性，在这个共同建设现代文明的世界上更好地开启崭新的生活篇章。

▼ 作者简介：徐岱，浙江大学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世界艺术文化、人类文明史与思想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