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清代初期官窑和民窑互相促进，共同发展，瓷器造型多样，品种不断创新，景德镇制瓷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盛况，特别是颜色釉瓷器更为发达，集历代色釉烧造之大成。以高温铜红釉为研究对象，在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借助最新科技检测成果，可辨析清代初期高温铜红釉的品种、差异及特点，从而为研究高温铜红釉的历史发展和演变、烧造工艺和瓷业影响等方面提供相应的依据。

【关键词】铜红釉；康熙；烧造工艺

高温铜红釉是我国古代著名的色釉之一，以铜作为着色剂，在坯体上经过高温烧成后形成鲜艳的红色。铜红釉的正常显色不仅与铜的含量和基础釉的成分有关，而且对窑内气氛和温度的变化十分敏感，往往因微小变化就导致发色失常，甚至同一配方、同一窑炉烧制也会产生色调差别，因而烧造工艺难度大、成品率低，传世品较少，被视为名贵品种。

一、清代以前铜红釉烧造工艺的探索与积淀

“古瓷以单色釉为贵，单色釉中铜红为最。”①用釉色作为装饰，特别是色泽浓艳的红釉瓷器，由于铜红对烧成条件的敏感性极大，温度、气氛稍有差异，就会呈现出各不相同的深、浅、明、暗的红色，釉面也有光润或粗糙之异，甚至有时会变成灰色和黑色，质量很不稳定，产品的合格率不高。所以，即使是富有经验的工匠，在当时的条件下，烧制这种产品也并不十分有把握。今天所见传世品中色调鲜艳的深红釉瓷器，大都是内廷专用的百里挑一的精品，烧制这样一件瓷器作品，需要付出巨大的人力、财力，所以，后人把它视作至宝。

古代陶瓷工匠对红釉瓷的探索，经历了非常漫长的过程。以铜元素为呈色剂烧制陶瓷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汉代的低温绿釉陶器。唐代的长沙窑已经生产出以铜红釉和铜红彩作为色彩装饰的瓷器。1983年，湖南省在对长沙窑进行大规模发掘时，出土了通体铜红釉的执壶。据测定，长沙窑烧成的温度大约在1150℃—1200℃之间，与景德镇后来生产的高温铜红釉相比，温度仍然低了一些。因此，其釉色并不均匀，呈色不够鲜亮，属于偶然烧成的窑变釉②。

自唐代创烧以后，又经历了一个时期的反复实践，到北宋晚期，河南禹县钧窑的窑工在坯胎上施铜红釉料，在1300℃的高温下创造了强还原条件，传承并发展了铜红釉技艺，从而烧成了紫红釉，这就是著名的钧窑红。钧窑红属于早期阶段的红釉。由于当时釉料配制可能不很精细、准确，除铜以外，还混杂有其他金属氧化物。所以，钧窑红釉具有红里泛紫的色调，近乎玫瑰紫、海棠红的紫红色。尽管宋代钧窑初步掌握了铜红釉的烧造工艺并进行大规模生产，但还只是釉色不均的铜红斑釉或红紫相间的色釉，属于一种乳浊釉，而非单纯的铜红釉，所以，烧成的器物仍属于较早阶段的红釉制品。

到元代时，景德镇已经能够烧制较为成熟的釉里红瓷器，相对来说，红釉瓷器则仍显得呈色不足。但是，元代釉里红瓷器的发展给红釉瓷器提供了经验和方向。一些学者认为，将釉里红彩料作为釉料进行使用，在比较适合的烧成条件之下，可以达到红釉的呈色效果。同样地，用红釉料来绘制纹样，也可以达到釉里红的效果。因而，两者的发色是一致的，工艺和烧成的条件也基本相同，只是釉里红是用色料描绘纹饰之后需要再罩一层透明釉，而红釉是直接通体施以红色釉料③。在元代釉里红瓷器的影响之下，红釉瓷逐渐摆脱了钧窑红呈现出的红紫相间的色彩，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色泽偏暗的纯净朱红色，传世品不多，器形主要为碗、盘、高足碗等，属初创时期作品。这种红色尽管还不够鲜艳美丽，但毕竟是我国制瓷史上首次出现的纯红釉，标志着元代景德镇制瓷工艺的进一步成熟。

朱元璋建立明王朝后，兴起恢复汉族传统礼制的改革，并引领了崇尚质朴的社会风尚。明代初期，铜红釉制品空前发展，传世器物和出土资料表明，铜红釉烧制技术在永乐、宣德时期达到真正的成熟，大批颜色纯正的红釉器物得以问世，铜红釉瓷器呈色鲜艳，质量很高，被称为“鲜红”，又由于釉色中闪耀出宝石一样的光泽，因此，也称为“宝石红”。它代表了明代铜红釉瓷器最为辉煌的时期。由于铜红釉烧造难度大，社会经济衰退等多种原因，导致嘉靖以后不得已使用低温红彩取而代之，高温铜红釉的烧造技术逐渐失传，至晚明几乎停烧。

二、清代康、雍时期高温铜红釉烧造工艺的发展及特点

直到清代康熙晚期，随着瓷业生产进入全面发展阶段，高温铜红釉的烧造技术得以重新摸索，景德镇御窑厂在继承元、明时期颜色釉成就的基础上仿古创新，工匠充分掌握了釉料的性能，加之配料准确并严格控制窑火变化，失传多年的高温铜红釉再次大放异彩。由于所呈红色深浅不一，故而出现了多个品种称谓，其结果是传统红釉瓷器得以恢复的同时，在工艺上推陈出新，形成了康熙时期三大名贵铜红釉品种：郎窑红、豇豆红和祭红，三者也因此成为一代名瓷，对后世产生诸多影响，仿品甚多。康熙时期的高温铜红釉瓷是中国古代高温铜红釉瓷器中的精品，名重一时的郎窑红和豇豆红到雍正时期已趋没落，而传统的祭红瓷器继续烧造，且颜色较前朝更为纯正和艳丽。

下面以康熙时期高温铜红釉为研究对象，在查阅相关文献的基础上，结合笔者在博物馆工作的相关实践经验，对康熙时期高温铜红釉中郎窑红、豇豆红和祭红三个品种的工艺发展问题作以探讨，为研究高温铜红釉的发展演变、工艺交流和瓷业影响等方面提供依据。

清代高温铜红釉的烧造技术在明代基础之上进一步提高，并取得了空前成就。祭红是明清时期铜红釉瓷器发展的主线，康熙时期的祭红釉瓷器具有与明代红釉相同的特征：发色深沉，釉面不流不裂，呈橘皮棕眼等。足以见得清代御窑厂仿造明代铜红釉的水平之高超。据切片观察，康熙铜红釉的釉层可分为五层，饱含铜元素的釉为第三层。其中，底层的釉可防止胎对釉中铜的化合和吸收，上层的釉可减缓铜的挥发，上层的铜在慢慢向上层浸透的过程中，釉中的锡和铁还可以帮助铜进行还原。因此，康熙铜红釉在施釉工艺上更趋完美，清代铜红釉自康熙恢复生产后，也作为历代御窑的一个重要品种有所生产。

纵观清代瓷器的整体成就，高温铜红釉的发展以康熙与雍正两朝为节点进行分期。康熙朝以后，名重一时的郎窑红和豇豆红已趋没落，高温铜红釉固化为祭红；雍正朝祭红烧造技术成熟，窑厂成品率高，铜红釉已不再是御窑技术创新的主要目标。然而，康熙时期的情况则大不相同，复兴自明代中期就已失传的高温铜红釉工艺，是康熙一朝瓷器烧造重点攻克的目标，这从存世的康熙御窑红釉瓷器中可见一斑：国内外有康熙十年（1671）、十一年（1672）、十二年（1673）“中和堂”款的青花釉里红；康熙十九年至二十七年（1680—1688），刘源设计、臧应选督造的臧窑之吹红；康熙四十四年至五十一年（1705—1712）的郎窑红。这些都说明，“整个康熙朝似乎十分注重颜色釉的制作，康熙颜色釉中最为人称道的是铜红釉的烧造”④。

“康熙以鲜红最著”⑤，除官用术语，康熙铜红釉有鲜红、宝石红、牛血红、豇豆红等众多称谓，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康熙时期铜红釉瓷器烧造欣欣向荣的情况。又因在烧造过程中，受火焰气氛、温度、釉料黏度变化及釉料组成特性等一系列因素影响，使得铜在釉料中获得的粒度大小有所不同，导致色调上存在差异性（表1）。

仔细观察郎窑红、豇豆红和祭红，无论色调风格还是釉面特征，均有显著区别。郎窑红呈色极为鲜红，具有较大开片，玻璃质感强，器物上有流釉现象。祭红的红色则较深沉，釉面无裂纹，也没有流釉现象。豇豆红的色调与郎窑红、祭红相反，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它不是深红色，而是一种浅红色，同一品种具有不同的呈色效果。

传世实物表明，康熙时期是高温铜红釉烧造的集大成时代，这主要得益于对红釉配方的掌握。《景德镇陶录》云：“霁红釉用红铜条、紫英石合成，兼配碎器、宝石、玛瑙。”⑥《南窑笔记》云：“霁红釉用白釉、麻仓釉为主，入红铜米、紫英石配合，加乐平绿石火青少许，宜烧于秋冬风霜窑。”⑦可见，除了和明代一脉相承的祭红釉外，还能通过不同比例的调配，烧造出郎窑红、豇豆红等别样品种。

康熙时期的三种高温铜红釉瓷器，从表面看来是有显著区别的品种，可是实际上，它们之间不但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更有本质上的相同点。首先，器物的瓷胎都是极好的，胎质坚硬细密，这是制作上等铜红釉瓷器的基础。其次，在工艺方面，底部的旋削处理十分相似，康熙御窑红釉瓷器在上釉之后，普遍于外壁接近底足的地方被旋削过一刀，目的是让红釉在这一细刀痕之上不垂流，从而形成积釉圈，体现了康熙瓷器做工的精细。雍正时期，由于胎土质量下降，无法承受这一刀，所以，雍正中期以后，未见此种旋削工艺。此外，红釉和器物的口沿交接处非常明确，大都可见到一条细细的白边，显得格外规整；从红釉釉面来看，发色好的铜红釉，釉层中都含有大量的气泡，并有类似牛毛纹般的暗纹于釉层之中，发色不纯的铜红釉则少见牛毛纹。

三种高温铜红釉对原料配方、制作工艺和烧成条件都非常敏感，成品率低，传世佳品稀少，而康熙时期的铜红釉达到了釉色纯正、色调稳定的高水准，标志着清代制瓷工艺的全面精进。

三、基于科技检测的比对分析

从科技检测结果来进行比对分析，颜色釉是由于釉层对可见光谱有选择性的吸收或反射从而产生色彩，人眼所见到的色彩其实就是反射出来的光⑧。清代瓷器的釉里红、郎窑红、祭红、宝烧釉、豇豆红、钧红都是以铜为呈色元素的高温釉瓷，主要差异在于铜含量、施釉方式、烧成工艺和基釉配料，其中，铜含量是影响铜红呈色最重要的因素之一。为分析各种称谓红釉瓷器的主要呈色元素及其影响作用，上海博物馆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实验室在2005年采用无损X射线荧光分析（EDXRF）技术，对馆藏的50多件清代红釉瓷器进行了系统测试，获得了各种红釉呈色元素定性及半定量数据。分析结果表明，郎窑红、豇豆红和祭红三种单色铜红釉表层中铜含量不同（表2），铜含量从低至高分别是：郎窑红、祭红、豇豆红，其中豇豆红（包括红釉及苔点绿）中铜含量远高于郎窑红和祭红⑨。

此外，2005年北京市大华陶瓷厂经过对古代高温铜红釉的分析和试验，成功试制了仿古高温铜红釉，确定了仿古高温铜红釉的坯体配方、釉料配方及制作工艺，阐述了生产优质高温铜红釉的必要条件和主要控制手段。根据报告分析，高温铜红釉的着色剂主要是金属铜的胶体粒子，胶体粒子大小的下限为4纳米，若小于此值就不能显示出颜色；胶体粒子的上限为80纳米左右，在釉料烧成过程中，如果釉料组成中含有大于80纳米的粒子，制品中就会产生乳浊或很深的暗红色。因此，在制造过程中，若有较多的中间粒子（5至60纳米）存在，则可使制品呈现鲜艳的红色⑩。

通过科技检测对铜红釉瓷器进行化学组成成分的分析，从更深层次揭示了呈色机理，并可反演其烧造工艺。铜红釉的呈色质量取决于釉中的铜含量、施釉工艺、釉层厚度、烧造温度等综合因素。

古代景德镇铜红釉的成品率在10%左右⑪，几百年前的景德镇制瓷工匠，并未利用现代的科学理论和科技设备，仅凭不断的实践摸索而得到经验，依靠工艺操作上的变化，促成以铜为着色剂迥然不同的艺术效果，亦成为西方国家曾经千金求藏的名品，后世仿品也甚多。

结语

依据迄今为止的考古资料和传世实物研究分析可知，先后经历了唐、宋、元、明等朝代，大约经过了1000年的发展，被视为瓷中珍品的高温铜红釉，最终在清代康熙时期达到高峰。红釉瓷器自元代开始进入宫廷，深受帝王推崇。随着国家实力的不断提升，陶瓷生产的快速发展，失传了200多年的高温铜红釉于康熙年间在景德镇得以恢复烧造，在清代宫廷中它依然是至尊之物。高温铜红釉代表了中国古代杰出的技术成就，令人对古代劳动人民的聪明智慧和探索精神由衷地敬佩。

▼ 注释：

①寂园叟. 陶雅[M]. 杜斌，校注. 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10：104.

②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南省博物馆，长沙市文物工作队. 长沙窑[M]. 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6.

③袁迪中，郭国基. 陶瓷装饰[M]. 景德镇：陶瓷研究杂志社，1992：79.

④汪庆正. 敏求精舍明清一色釉瓷[M]. 香港：香港艺术馆，1976.

⑤郭葆昌. 参加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出品图说[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36.

⑥张九越. 南窑笔记[M].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25.

⑦蓝浦，郑廷桂. 景德镇陶录[M]. 合肥：黄山书社，2015：85.

⑧吴隽，等. 清代官窑祭红釉瓷的釉层结构及其对呈色的影响[J]. 陶瓷学报，2013（4）：476-481.

⑨熊樱菲，何文权. 清代红釉（彩）瓷的呈色元素分析[J]. 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2015（4）：23-27+68-69.

⑩周玉所，金艳. 仿古名贵高温铜红釉的试制[J]. 山东陶瓷，2005（2）：29-31.

⑪徐建华. 中国铜红釉[J]. 陶瓷研究，1992（2）：108-111.

▼ 作者简介：

高冉，故宫博物院展览部馆员，主要研究方向为书画鉴定与文物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