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表演类非遗项目在现实传承中面临表演人才储备不足，尤其是高质量表演人才稀缺；表演传统不同程度地走样，甚至消亡；观众断层、流失等诸多问题。而非遗项目与学校教育结合是促进其传承的重要方式之一。在艺术基金的支持下，由高校作为申报主体主导的京剧叶派武丑青年演员培训项目通过经典剧目的培训和复排，培养了接班人才，实现了对京剧武丑艺术的抢救性传承。同时，剧目的重新编排也有利于吸引年轻观众。该培训项目建构的行动者网络显示，高校与艺术基金、艺术院团的联动，研究人员与非遗实践者的互动是表演类非遗项目传承的有益模式。其中，高校研究人员扮演了重要的文化经纪人角色，是推动传承网络良好运行的有力行动者。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行动者；文化经纪；艺术基金；京剧

引言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以下简称“UNESCO”）《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以下简称“2003年《公约》”）第十五条确定了非遗保护范式的根基，就是赋权社区、群体和个人。该条条文指出：“缔约国在开展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活动时，应努力确保创造、延续和传承这种遗产的社区、群体，有时是个人的最大限度地参与，并吸收他们积极地参与有关的管理。”①社区、群体、个人在2003年《公约》中并没有被明确定义，这为个人以不同身份参与非遗活动提供了更为自由、包容的空间。欧洲委员会于2005年通过的《欧洲委员会文化遗产社会价值框架公约》②也提出了一个重要概念——“遗产共同体”，其定义是：“遗产共同体是在公共行动框架内，由珍视文化遗产的特定方面并希望保护和传承给后代的人所构成。”③也就是说，遗产共同体是一种自定义（Self-defining），成员之间的连接就是文化遗产，他们基于这种共同利益结合在一起展开行动。这一概念可以帮助我们在非遗实践中进一步完善2003年《公约》的遗产保护范式，参与非遗相关活动不必拘泥于固定的社区或群体，而是以共同利益为出发点。对于非遗的传承与发展而言，应该努力调动利益相关方共同推进。究竟如何调动非遗的利益相关方？真正发挥他们的主导作用并保持传承活动的持续性和有效性？我们可以借助行动者网络理论对非遗实践进行分析，从中寻找可资借鉴的模式。

一、行动者网络理论的关键概念及对非遗传承的适用性

调动利益相关方共同参与非遗活动，就需要建立遗产的对话机制④，而遗产对话机制的理论来源之一是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 Theory）。该理论主张平等看待自然和社会中人与非人的要素，将世界看成异质性要素的联系，每一个行动者（Actant或Agency）⑤都可以自由联结，是一种联结的社会学（Sociology of Associations）。所谓行动者，就是通过制造差别而改变了原有存在状态的人或非人。行动者通过转译（Translation），使每一个行动者的角色、地位和功能被重新定义，利益也被重新分配或赋予⑥。在所有行动者的共同作用下，产生了网络（Network）。这种网络是动态的，不是终极的架构，而是由一系列行动联结。如果说传统网络理论是铅笔绘制出的一张网，是描述出来的对象，那此处的网络就是铅笔本身，是一种描述的工具⑦。米歇尔·卡龙（Michel Callon）在一个经典案例研究中提出了转译模型，涉及5项关键转译，分别是：问题呈现（Problematisation）、利益赋予（Interessement）、征召（Enrolment）、动员（Mobilisation）和异议（Dissidence）。这5项转译并不一定全部发生，而且时有重叠，通过它们，行动者网络得以建立。

行动者网络理论已应用于遗产研究和遗产政策的制定，并成为一种适应性极强的工具。如约翰·劳（John Law）所述，行动者网络的方法应该被理解为一个工具包，用于讲述一些关系的有趣故事并干预这些关系⑧。安妮玛丽·莫尔（Annemarie Mol）也提到，行动者网络理论是一个开放的、适应性强的资源库。其优势不在于它是稳定的，而在于它具有适应性。该理论使用的术语和文本是一种协调工具，通过丰富的探索和实验方法以适应世界⑨。哈里森就以世界遗产名录为例，分析了其中的行动者，既包括人（Human）——官僚、地方利益相关者、非政府组织（NGO）、游客等，也包括非人（Non-human）的遗产地自身、各种旅游设施以及解说装置等。该名录构成一个集合，使这些行动者发生关联、产生行动⑩。也有学者运用行动者网络理论的工具来研究非遗项目的申报文本、提名与结果等⑪。行动者网络理论也为2003年《公约》提供了一种理论资源，该公约所鼓励的社区、群体、个人参与到非遗保护中，跟之前的遗产保护范式⑫相比，就是扩大了利益相关者的范围，让政府、专家之外的更多人参与到遗产保护中。

行动者网络理论也为非遗传承的研究提供了工具，在其视野下，非遗在本质上是一种实践过程，由不同的行动者共同作用，发生关联，影响结果。非遗相关的议题，在多个角度与我们的生活关联，甚至非遗本身就是行动者之一。因此，我们可以追踪行动者，以行动为导向研究策略。本文就以京剧叶（盛章）派武丑青年演员的培训项目（以下简称叶派项目）为例，关注其传承发展行动。选择关注该项目，因其传承行动一直保持着清晰的脉络，资料较为充足，通过田野调查能获得行动者网络构建的情况。这种与高校联动的经验是否对表演类非遗项目的传承具有普遍意义？带着这样的问题和行动者网络理论的工具箱，笔者希望能探索一种非遗传承的有益模式。

二、叶派项目的主要行动者

叶派项目是国家艺术基金资助的人才培训项目，高校为申报主体，北京京剧院为合作单位。项目培训人数为35人，来自18家不同的单位（包括京剧院团和艺术院校），历时150天。培训主要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内容是史论和剧目教学。其中，史论部分以专题讲座和对谈式讲座的方式展开，课程内容包括《京剧武丑艺术概述》《富连成科班史》《武丑剧目的移植改编经验谈》等；剧目教学主要是进行10出叶派经典折子戏的教学，包括《九龙杯》《盗甲》《打瓜园》等。第二阶段是高强度剧目教学和提高训练。第三阶段是剧目教学、合成排练和演出。该项目的重要任务之一是恢复排演叶派濒临失传的两部大戏《酒丐》和《徐良出世》。其中，《酒丐》已绝迹舞台近40年。培训的师资团队体现了多元化的组合，包括京剧业界公认的叶派武丑大家——叶盛章亲传弟子，主要口述叶派武丑艺术的表演要诀与绝技；仍活跃在舞台表演和教学一线的叶派名家，主要负责剧目基础训练和创排工作；著名京剧编导，负责排演落地、合成工作；叶派艺术史论的授课则由高校戏曲史研究者负责。

在培训过程中，为了能最终呈现搬上舞台的大戏，需要参与项目的多方共同努力。以《酒丐》的排演为例，首先需要与学、演过这两部大戏的专家进行讨论，整理剧本和相关资料。然后，需要根据学员情况确定角色人选，分组培训，主要角色由专家一对一授课。最后，再进行合成排练，达到演出水平。虽然是经典剧目，但为了适应演员、观众等，还需要对剧本进行重新调整。复排过程中，以导演石宏图、郎石昌为核心，将叶盛章的原始上演剧本与20世纪50年代中国京剧院未上演的修改本、风雷京剧团的舞台本进行了融合，并根据项目的学员情况进行了微调，形成了新的《酒丐》剧本。

该项目的最终成果是为叶派武丑艺术的传承留下了珍贵资料，保存了大量剧目表演技术技巧，更重要的是培养了青年演员，留下了可以反复上演、能够吸引观众的代表性大戏，达到了剧目传授、保存和传播的目的。项目的汇报演出在长安大戏院上演，受到了观众的热烈欢迎，尤其是《酒丐》，真正展现了叶派武丑艺术的绝技绝活，上座率极佳，重新唤起了观众对于京剧武戏的兴趣。培训项目结束后，《酒丐》仍在京反复上演，并由《空中剧院》录制后在中央电视台戏曲频道播出；北京京剧院也将其作为建院40周年展演的经典剧目之一。

在行动者网络理论的视野下，如果将“叶派武丑艺术传承”视为行动者们的“必经之点”（Obligatory passage point，简称OPP），那围绕OPP进行协商的利益相关者就构成了叶派项目的主要行动者。通过分析可以发现，该项目的主要行动者包括人类行动者（研究者、京剧名家、学员），非人类行动者（高校、艺术基金、艺术院团、武丑艺术）（图1）。他们需要通过协作以实现“叶派武丑艺术传承”的共同目标。在此前提下，可以将所有行动者视为围绕叶派武丑艺术传承集结的遗产共同体。

三、叶派项目的转译过程分析

不同行动者在培训项目中有不同的诉求，只有通过转译，行动者之间才能彼此重新界定角色、功能、利益等，建立相对稳定的关系。在叶派项目的实践中，“叶派武丑艺术传承”是所有行动者的OPP，这也意味着各个行动者都能因此实现各自的目标，获得相应的利益。为此，如图1所示，各行动者也必须排除自身的障碍⑬。根据卡龙所提出的5项关键转译，即问题呈现、利益赋予、征召、动员和异议，我们可以分析叶派项目构建行动者网络的转译过程。

（一）问题呈现

要建立行动者网络，各行动者之间达成OPP尤为重要。“问题呈现”就是通过定义所有行动者的性质和问题，使其成为共同体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然后调动行动者们能够就“必经之点”进行协商，以便解决相关问题。在叶派项目中，各行动者要面对的共同问题是“叶派武丑艺术传承”，但各自要克服的障碍不同。研究者需要突破培训项目组织难度大、资金需求大的问题，有效促成各方对话，推动相关方的合作。京剧名家和学员都属于京剧实践者，但他们面临的问题也有差异。老一辈京剧艺术家希望借助培训项目延续传统，推动京剧的传承与发展；学员更希望在传承京剧艺术的同时，实现自我成长与发展，加强自身作为京剧演员的认同感。高校作为教育和学术研究机构，长期以来，除了专业的研究者，缺少对戏曲界的认知与支持。艺术基金面临的问题是，可资助的范围广泛，但对具体艺术流派的传承缺乏了解，难以及时找准方向进行抢救性保护。艺术院团面临的问题是，青年演员尚需成长，复排经典剧目有难度，因此也难吸引观众。

（二）利益赋予

“利益赋予”是通过目标使行动者在网络中协调关系、定位角色的方式。研究者作为叶派项目的组织者，希望达到的目标是推动叶派武丑艺术相关群体的合作，从而推进艺术传承与相关研究。老一辈京剧艺术家希望借助培训项目延续传统，重新唤起大家对武丑艺术的热情，推动京剧的传承与发展。学员在培训项目中可以了解武丑艺术的特点，学习编排技巧，掌握叶派武丑的绝技，在经典剧目中找到合适的角色，从而实现自我成长与发展；也可以加强自我认同，在集体中增强归属感。高校作为项目展开的重要地点，汇集了各方行动者，可以通过教育行动提高各方对京剧传承的认知，普及保护观念。艺术基金则可以通过培训项目有的放矢，支持相关艺术的传承、传播。艺术院团作为高校的合作方，通过培训项目不仅可以锻炼演员，培养京剧的“角儿”，还可以排演优秀剧目，从而吸引更多观众。

（三）征召与动员

征召就是寻求各行动者如何通过OPP的途径。在此过程中，每个行动者都被赋予了相应的任务，这些任务决定了他们成为网络中的一部分。而按照卡龙的分析，只有到了动员阶段，行动者网络才真正形成。这意味着，各行动者通过了OPP，按照网络中设定的目标，执行各自的任务。

在叶派项目中，研究者是项目申报和执行的重要力量，承担整个培训项目的组织工作，负责与国家艺术基金、北京京剧院以及培训老师和学员沟通，成为项目运作的枢纽，是行动者之间产生关联的“催化剂”。研究者扮演了文化经纪人的角色，主要任务是传承叶派武丑艺术，为此需要与京剧名家沟通，搭建教学团队；获取高校的支持，为培训提供教学资源；争取与艺术院团的合作，征集学员，落实排演场地；组织学员不同阶段的学习。京剧名家通过项目教学和剧目编排，学员通过理论和剧目学习，对叶派武丑艺术进行传承和发展。艺术基金主要为叶派武丑的传承提供资金支持。艺术院团为学员排演剧目提供了平台，而学员也为院团回馈了优秀剧目。高校作为此次培训项目的申报主体，则为整个项目提供了教学场地、师资等资源。各行动者按照参与项目的既定目标展开行动，构建了行动网络（图2）。

（四）异议

需要注意的是，转译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项完成的成就，它也可能失败⑭。当驱动转译过程的行动者无法让其他行动者协同一致时，则会发生异议。异议主要是异质行动者之间的争执，这一般是行动者网络稳定和发展的障碍。只有解决这些争议，行动者网络才会更顺畅地发展。存在异议，其实更鼓励行动者之间平等协商，消除分歧，以达成合作。如果异议太多，不能及时、有效解决，就会导致网络的解散。

在叶派项目的执行中，也有异议的存在。首先，存在于学员和研究者组织学习的行动之间。学员主要来自全国各地的京剧院团，平时有自身繁重的排练和演出任务，要参加时间跨度大，排演任务重的培训是有难度的。而学习行动受影响，则会影响整个培训项目的正常运转和最终成果。学员只有在规定时间内集中到北京进行理论学习和剧目排练，才能保证学习行动的顺利进行。其次，在研究者与艺术基金的资金资助行动之间也存在异议。在具体执行过程中，演出类项目需要提前安排演出服装、化妆、演出场地等，有时存在资金不能及时到位的情况，会影响相关安排。此外，艺术基金有较为繁琐的报销流程，由于学员较多，食宿、交通等细碎费用需要研究者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完成财务手续。在叶派项目中，学员和研究者都克服了各自面临的困难，保证相关行动的顺利进行，整个行动者网络也才得以顺利发展。

四、叶派项目的传承经验

2018年6月，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第七届缔约国大会上通过的《总体成果框架》，确定了非遗保护的长期、中期、短期成果以及8个专题领域。在8个专题领域之下，确定了一组26项核心指标以及一组86项相关评估要素，旨在有效评估2003年《公约》的产出、成果和影响。其中，包括非遗保护长期、中期、短期的预期成果（表1）。

从叶派项目的成果和取得的社会效益来看，它实现了培训拟定的目标，既锻炼和培养了叶派武丑人才，也为观众留下了优秀剧目，短期成果是提升了青年演员的传承能力。而在此过程中建立的行动者网络也为叶派武丑艺术的持续实践和传承提供了保障。叶派项目的传承经验包括：注重非遗实践者的能力建设，强调多方利益相关者的参与，充分发挥文化经纪的作用。

（一）非遗实践者的能力建设

作为表演类非遗项目，京剧传承最重要的是演员和剧目。因此，提升演员，尤其是青年演员的实践能力尤为重要。在该培训项目进行之前，叶派武丑的传承确实面临演员功夫不到家，对艺术源流不了解的情况。叶盛章的亲传弟子、京剧名家刘习中就表示：“很多青年武丑演员对武丑行当乃至京剧的历史不甚了解，自身技术也不到位。”⑯此次培训与在院团训练演员不同的是，有高校师资的参与，可以让青年演员对所习艺术在理论层面有更系统、全面的了解。理论学习也为武丑艺术在当代的创造性转化提供了基础，有助于武丑艺术的活态传承。刘习中认为：“作为京剧从业者要在艺术上寻根问祖，实现百花齐放，一方面要努力继承前辈的艺术，另一方面应该在充分理解前人艺术理念的基础上，根据自身的特点进行发展、改变，只继承不发展就是印刷品。”⑰

不只是青年演员，武丑艺术的利益相关者都应该不断通过能力提升以及相互合作去促进艺术传承。丑行名家朗石昌就提出，多年前就有人希望他能排《酒丐》，但是他认为“自己一个人没这个能耐，同时这些学生也还功夫不到”⑱。现在通过叶派项目，既为京剧院留下了两出大戏，也推出了优秀的青年演员，这需要所有人通力合作。“要造就好演员，打造精品戏，必须得有一群人全力做好舞台下面的工作，他们是抬轿子的；轿子抬好了，要把好演员培养扶植起来，成为坐轿子的。抬轿子的人要抬稳，坐轿子的人要老实，互相配合，才能良性发展。”⑲“坐轿子”的演员要通过全面学习，提升技能，保证舞台上有精彩的演出；而“抬轿子”的幕后工作者也需要做足基础工作，帮助演员呈现更好的演出。叶派项目中，研究者、京剧名家等行动者就是“抬轿子”的人，双方通过克服行业间的隔阂，加强沟通形成合力，从而帮助青年演员更好地“坐轿子”。

（二）多方利益相关者的参与

从叶派项目的行动者网络可以看到，这是以高校作为申报主体，艺术基金予以资金支持，联合京剧艺术院团进行剧目落地而完成的。培训充分调动了高校和院团的力量，研究者是重要组织者，京剧院老一辈演员是主要师资，成果是把传承项目留在了演员身上。多方利益相关者基于对叶派武丑艺术的热爱形成了“遗产共同体”，通过互相行动推进武丑艺术的传承。“利益赋予”是该网络能顺利发展的重要前提，由于各行动者均能从中受益，实现目标，因此各方都有参与项目的积极性。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动态的行动者网络保证了传承项目的可持续性。该项目申报团队重要成员之一姜斯轶认为：“该项目把全国众多有志于继承和发扬叶派武丑的演员集结起来，使学员获得流派归属感，刷新了武丑演员的存在感，明确了武丑行当的源流。同时在挖掘传统剧目、复排老戏时对故事情节、场景设置、人物形象的修改方面积累了经验。”⑳虽然国家艺术基金支持的第一期项目已经结束，但这次项目的运作模式可以持续进行。因此，叶派项目的申报团队又申报了北京文化艺术基金，继续进行叶派武丑艺术表演人才的培养。

（三）文化经纪的桥梁作用

不论是2003年《公约》的愿景，还是我国政府的相关政策，都鼓励非遗的活态传承。但在具体的非遗项目中，实践者往往会面临如何传承的现实困境。以叶派项目中的行动者为例，老一辈的京剧演员希望将叶派武丑艺术传承，但是青年演员可能还功夫不到家，无法排演高难度的剧目；青年演员希望业务水平提高，但一直没有合适的平台能系统训练；京剧剧团希望能吸引更多观众，但缺少优秀剧目；艺术基金希望能支持艺术项目的传承发展，但很难与具体的非遗项目对接。因此，文化经纪的重要作用就凸显了。高校的研究者扮演了文化经纪人的角色，作为有力行动者驱动了整个转译过程，是整个网络构建和顺利发展的关键力量。武生名家叶钧认为：“这个团队干了我们唱戏的干不了的事儿，给我们提供了施展的平台。这次恢复了一些戏，培养锻炼了一些演员，将来叶派武丑的传承工作还要继续进行。”㉑

五、非遗“进高校”的多元化方式

在2003年《公约》第二条明确“保护”的定义时提到：“‘保护’指确保非物质文化遗产生命力的各种措施，包括这种遗产各个方面的确认、立档、研究、保存、保护、宣传、弘扬、传承（特别是通过正规和非正规教育）和振兴。”㉒因此，正规和非正规教育是非遗保护的重要措施之一。在《实施〈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业务指南》中，鼓励缔约国实行的正规和非正规教育相关的措施和政策共13条，其中叶派项目体现出的措施包括：

（e）让从业者和持有者参与制订教育计划，并请他们到学校和教育机构讲解其遗产；

（k）在高等院校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教学，促进开展跨学科的科学、技术和艺术研究活动，并制订研究方法；

（l）通过向青年人宣传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个人和职业发展的重要性，为他们提供职业指导。㉓

在叶派项目的培训课程中，高校的研究者与京剧名家共同为青年演员制定了合理的学习计划，后者作为京剧从业者和持有者充分参与了项目的课程教学、剧本编创、剧目排演等环节。而青年演员通过参与培训项目不仅获得了系统学习的机会，提升了业务水平，还获得了流派归属感，加强了自我认同，为今后的职业发展奠定了基础。

非遗“进校园”在我国已实践多年，而“进校园”的方式和目标可以是多元化的。如果说非遗进中小学校园主要是为了让人们对非遗进行充分体验，更多的是进行知识普及，那么非遗进高校可以有多种形式，除了普及性质的相关活动，还可以突出研究的优势，确保非遗得到确认、尊重和弘扬。例如，青春版《牡丹亭》在高校的传播主要是发挥其美育功能，让更多的高校师生能重新关注昆曲传承。文化和旅游部、教育部自2015年起共同实施的非遗传承人“研培计划”是以传统工艺为切入点，通过组织非遗传承人到高校学习，以增强相关群体传承能力，促进非遗的可持续发展。如果说研培计划在高校的持续实施，可以为传统工艺类非遗项目带来新的生机，那么以叶派项目为代表的表演类非遗项目通过与高校和艺术基金的联动，也可以整合更多资源促进自身的可持续发展。叶派项目构建的行动者网络可以为其他表演类非遗项目所借鉴，充分调动利益相关者的参与，形成遗产共同体促进传承。

虽然非遗“进高校”有不同的形式，但共同点就是可以充分发挥研究者的文化经纪功能。非遗传承在现实中面临的很多困局，需要文化经纪的调解。非遗实践者可能苦于传承中遇到的人才、资金等困难，而相关政策和资助又没有具体目标，各方信息不对称。非遗保护亟需文化经纪发挥中介作用，做好利益相关者的沟通工作，调和可能存在的矛盾。这也凸显了高校在非遗保护中的重要作用。非遗进高校，不仅包括体验、展演类的传承活动，更重要的是高校的教育、研究资源可以辅助非遗的传承，尤其是高校的研究者，除了进行非遗相关的理论研究，还可以参与非遗实践，做好中介工作，帮助相关行动者形成合力，推动非遗的可持续发展。

本文为北京市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北京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可持续发展研究”（项目批准号：19SRC014）、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批准号：2021JJ009）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唐璐璐，北京外国语大学艺术研究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