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达罗牌是青海海西蒙古族流传的一种传统娱乐器具，其玩法与国际扑克牌、桥牌有相似之处。达罗牌是蒙古族文化艺术中的一个重要结晶，更是一种文化现象，它具有民族特色、地域特色、文体特色和竞技特色，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应该加以传承与保护。使用文献资料法、田野调查法等方法对达罗牌的历史沿革、道具器械、比赛形式、活态传承等的梳理，可以为青海蒙古族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传承提供理论参考。

【关键词】青海蒙古族；达罗牌；活态传承

青海蒙古族达罗牌是蒙古族文化艺术中的一个重要结晶，具有民族特色、地域特色、文体特色和竞技特色。作为蒙古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对其活态保护与传承尤为重要。随着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迅速发展，农牧区的生产生活方式发生变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存土壤和相关生态系统退化，普遍面临生存环境萎缩、传承人青黄不接、保护路径不顺畅、文化生态失衡等困境，如何维系和创造非遗传承的文化空间和环境，使其走上可持续发展道路，是少数民族文化发展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达罗牌的历史文化概况

（一）达罗牌概况

达罗牌作为蒙古族传统棋牌流传于青海省蒙古族聚居地区，其玩法类似于国际上的桥牌及扑克牌。这种棋牌在蒙古族中流传，并以“达罗”命名。由于出现的时间久远，加之20世纪60年代以来文化变迁的冲击，这种曾流传于青海蒙古族贵族阶层的游艺几乎失传，至近10年，在非遗保护实践中得以恢复、发展。达罗牌有“十二生肖牌”和“十二眼牌”两种类型，样式为“铜牌”“花牌”“生肖牌”3种，其蒙古族传统吉祥花牌图案、十二生肖图案等具有极高的艺术性，充分蕴含了蒙古族传统图案艺术及萨满教文化的象征意义。达罗牌一般分为64张、100张、120张等不同牌组，在一些地区的牧民家里也存有70多张的牌，2至8人不等均可以玩。达罗牌不仅是一种人们用于娱乐的游戏，而且还具有益智性、博弈性、竞技性的特点，更重要的是，流传几百年历史的达罗牌保留着悠久的蒙古族文化记忆，其内涵丰富，底蕴深厚。因此，笔者认为研究达罗牌，可以了解蒙古族的文化心理，更能从中探究青海蒙古族的生产生活方式、宗教信仰、民俗、艺术、天文、历史文化等。百年来，作为开发智力的游艺，达罗牌与蒙古族的家庭教育、社会教育相结合，对青少年的智力开发、蒙古族的社会发展也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可以说达罗牌是蒙古族民间文化的重要内容①。然而，因时代变迁及多元文化的冲击与融合，民间传统游艺面临着消亡的危机，不仅玩达罗牌的人很少，其传承人也不多。因此，达罗牌的保护与传承，对研究青海蒙古族的历史变迁和文化风俗具有深远的意义。

（二）达罗牌沿革

13世纪20年代，成吉思汗灭西夏后，将青海地区纳入蒙古帝国统治范围。明朝时期，将这一地区的蒙古部落称为“西海蒙古”。17世纪以后，以和硕特为中心的卫拉特蒙古迁入青藏高原，成立了“青海卫拉特蒙古”。从成吉思汗时代至今，蒙古族在青藏高原的历史近800年，早已成为这里的世居民族，创造了自己灿烂的历史文化。

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是青海蒙古族的主要聚居区，也是德都蒙古②文化生态核心区。海西位于青海湖以西，与甘肃、新疆地区及西藏自治区等接壤，是青甘新藏四省、自治区交汇的中心地带。民国学者将居住在柴达木盆地及周边的蒙古族各旗统称为 “柴达木蒙古族八旗”，其中，台吉乃尔札撒旗正是达罗牌最早的流传区域。台吉乃尔蒙古族目前主要分布在格尔木市乌图美仁乡、德令哈市郭勒木德镇、茫崖行委尕斯乡等地区。

在濒临失传后，达罗牌于2003年8月在青海民族民间工艺美术品展览会上第一次于众人面前亮相，这次展示的达罗牌是一位16岁的青少年，受到父亲巴拉桑的影响后所制作的。每张牌是长约5厘米、宽约3厘米的小木板，上刻着各式各样的图案。这副牌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现藏于青海省博物馆。关于达罗牌产生的年代，专家普遍认为，达罗牌是伴随着蒙古族西迁传入青海海西地区的。据相关史料记载，青海蒙古族大约在明朝正德年间（1506—1522）由蒙古高原迁移到柴达木盆地，如果这种说法准确，那么，达罗牌至少已经流传有近500年的历史③。2009年9月，青海蒙古达罗牌被列入青海省第三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二、达罗牌的道具器械和游艺形式

（一）道具器械

达罗牌是一种娱乐性较强的棋牌，由2至8人将牌藏捏在手中并席地而坐一起游艺。达罗牌分为“十二眼牌”“生肖牌”两种类型，“眼牌”也称为“铜牌”，与中国麻将的“饼子”很像，只是两者的点数不同，达罗牌的点数是从2到12，最大的眼牌为12个点，因此也被命名为“十二眼牌”，别称为“达罗”。每张点数不同的牌，都有别称，各自叫法都不同。同时也有点数相同样式不同的“眼牌”，如8个点的“眼牌”有“花八”和“切八”之分，而且这两张牌在游艺中代表的大小不一样。“眼牌”总共有84张，其游戏规则比较简单，就是比大小。“花牌”因其木质牌上雕刻着蒙古族传统的吉祥图案而得名，如“岚兹”“尧格荣”“赛热”“栋”“鄂勒载”“佳嘎斯”等。每个图案都有着自身独特的艺术特点，且被赋予了特殊的寓意。如“鄂勒载”是蒙古族几何纹图案中绳结纹样的主要形式之一，具有吉祥的寓意，因此汉语翻译为“吉祥结”。“鄂勒载”在蒙古族装饰纹样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运用范围极为广泛，是蒙古族服饰、刺绣、银饰等工艺中经常使用的装饰纹样。再如“栋”是白海螺，代表佛陀的三条颈项，佛陀法音广大悠扬，如白海螺般清净美好④，如今在一些蒙古族家庭中也作为一种宗教器物使用。从牌的大小看，“花牌”要大于“眼牌”，而且就“花牌”而言也有大小之分。笔者曾在海西州乌兰县两户牧民家里看到了近30、40年历史的达罗牌，是牧民们在孩童时期，依照当地老人们玩的手工制作的比较粗陋的木质达罗牌制作的。即在长约5厘米、宽约3厘米的长方体木板上，用红绿颜色的染料刻出各种各样的图案。这副达罗牌为“十二眼牌”，总数为72张，有2、4、5、6、7、8、9、10、11、12个眼等11种“眼牌”（其中“八眼牌”有“花八”和“切八”两种），每一种为4张，总共44张。另外还有“塔么格”“董”“佳嘎斯”“鄂勒载”“赛热”“尧格荣”“达罗”等按大小排列的“花牌”7种，每种4张，总共28张，总计72张。

“十二生肖牌”是属于更高一级的竞技项目，其样貌是一块块雕刻着精美的十二生肖图像的小木板。它最早是在蒙古族王公贵族中所流传的一种娱乐棋牌，甚至作为博具来使用，材质既有黄金、白银，也有象牙，制作工艺非常精美。当它从贵族阶层慢慢流传到民间时，其材质也发生了变化，即改由木料或者骨头简单雕刻而成，且不再作为博具使用，牧民们通常用特别漂亮的10颗骨节或小石头作为基础财产，成为一种单纯的娱乐器具。当然，“十二生肖牌”也是“十二生肖”与“花牌”的组合，总共有64张牌，其中4种不同的花牌分别为“尧格荣”“兰子”“塞热”“咚”，每种花牌4张，共16张，12张不同生肖图案的牌各4张，共48张。

（二）游艺形式

达罗牌作为一种竞技项目，除了家庭内部进行游艺之外，一般也会在各种蒙古族传统节日之时作为竞技项目举行。2009年，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第五届那达慕大会暨第七届柴达木孟赫嘎拉文化节上增加了数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比赛项目，其中就有达罗牌表演赛。但由于其失传的时间较长，加之各个地区对牌的称谓及规则有些差异，并没有作为竞技项目被完全普及。

达罗牌既有双人比赛也有多人比赛，双人比赛的规则是用“眼牌”中的点数比大小，多人比赛的规则是用“十二眼牌”或“十二生肖牌”搭帐篷数来定输赢，参赛选手人数一般是4、6、8等偶数。达罗牌比赛要通过洗牌、摆牌、抓牌、出牌等流程进行，首先是由参赛选手将桌上的牌背面朝上进行搓动，尽量避免相同或相连的牌聚拢在一起。接着将4张牌上下摞在一起摆成一墩墩牌墙，或者分为4个部分摆放到4边。然后由庄家抓牌，一次抓一墩，一圈为一轮，直到抓完所有的牌为止。庄家抓完牌后以单、双、3张等形式出牌，按顺时针方向排列的第二家为下家，下家要以大小吃牌，如果手中的牌不能吃上家牌时以小牌作为垫牌，选手要用4张垫牌搭一顶帐篷，最后以哪家搭的帐篷数量最多为比赛的胜出者。

三、达罗牌的传承人

巴拉桑是达罗牌的传承人之一，他1955年出生于青海格尔木市乌图美仁乡的一个牧民家庭，曾在格尔木市民族中学任教，现已退休。50多年前，他从身边年长者那里听说蒙古族传统达罗牌几乎失传的消息后，多次走访老一辈达罗牌爱好者，根据老人们的描述，逐渐整理了台吉乃尔蒙古族达罗牌的游艺规则。之后，他进行常年的调查，记录了达罗牌的游戏规则，获得了有关达罗牌的许多知识。2010年，他被评为青海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青海蒙古达罗牌”代表性传承人。如今，传承人巴拉桑也从事民族学、民族民间教育文化等科研工作。作为蒙古族，他带着一种民族情感，用毕生的经历为蒙古文化的挖掘、传承与发展做出了很多贡献。笔者于2020年10月5日再次拜访巴拉桑，在问及达罗牌在当地的保护传承情况，以及经常开展的实践活动时，他谈道：

蒙古族达罗牌，2009年申报并列入青海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我是在第二年，也就是2010年被认定为青海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作为传承人，这几年围绕着达罗牌也做了一些事。记得2012年时，我就写了申请传承基地的报告，后来到2017年，我再一次申请，被海西州文体广电局批准，“青海达罗牌保护研究传承基地”正式挂牌，在海西州专设青海达罗牌工作室。名称上之所以突出“保护、研究、传承”三个核心词，而不是单“传承”一个词，意味着这个基地不仅承担传承的责任，还要以保护和研究作为传承的基础。为此，不仅有我本人对达罗牌进行研究，还有一些专家学者都对其做了研究，写进了他们的书中⑤。

2018年，海西州安排非遗传承人及民间艺人，近30人去蒙古国国际蒙古文化艺术节上进行交流，当时我展示了青海蒙古族达罗牌。就在那一年，这个基地通过考核被评为州级优秀传承基地。2019年11月1日，我随同州长应邀到北京参加由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主办、省民宗委、民族文化馆承办的“美丽中国·和谐家园”系列展之“大美青海——新中国成立70周年青海民族自治地方发展成就展”。在展会上，我展示了达罗牌及其研究成果，也详细介绍了青海达罗牌的历史渊源和发展历程。除此之外，这几年也先后参加了10次蒙古族文化相关研讨会。

当继续问及在达罗牌的传承与发展方面的新的想法或思考时，他说道：

目前，就传承工作方面，我以收徒、节日比赛、参与研究等方式发展了66位传承人。除了我之外，包括州级传承人4人，以及一些民间第4代艺人、得奖的参赛选手、爱好者，等等，队伍逐渐在扩大。当然，为了使青海蒙古族达罗牌的传承范围更大、传播面更广，还与格尔木市民族中学及德令哈市民族学校合作，准备推动“非遗进校园”，作为特色课程开发。另外，我还打算在7个县城成立“青海蒙古达罗牌”传习工作室，以培养优秀的县级传承人。

以巴拉桑为代表的传承人，不仅对这一有着近500年历史的古老游艺达罗牌进行研究，更想努力将其发展为民族牌、高原牌、生态牌、地域牌、文化牌等特色牌。同时，他们也希望政府、社会能够给予更大的支持，使其尽快走向非遗数字化的新路，让世人认识这一蒙古族文化艺术的智慧结晶。

四、达罗牌活态传承路径探讨

（一）保护传承人的知识体系

传承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主体。无论是口头传统的讲述者，传统音乐、舞蹈的表演艺术家，民俗文化的组织者、实施者，还是技艺精湛的传统手工艺大师；无论是传统医药的实施主体，还是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的参与者，可以说，技艺及知识就在他们身上，他们掌握的技能、技术、经验、知识、信仰与习俗等都是保障非遗生命力的核心所在。因此，活态保护的关键就是保护传承人群内化在身体和大脑中的不同知识形态⑥。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类非遗传承人的知识体系是由不同的知识形态构成。根据迈克尔·波兰尼的隐性知识理论，人类的知识有显性知识与隐性知识两种，显性知识即以书面文字、图表和数学公式加以表述的一种类型的知识。而未被表述的知识，像我们在做某事的行动中所拥有的知识就是隐性知识⑦。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类非遗传承人在长期的训练、实践及积淀中形成了难以复制和获取的隐性知识，如棋牌类项目中，参与者所掌握的技能及熟练程度，以及精确地计算及逻辑分析能力，还有丰富的经验认知等。达罗牌的传承人及参与者同样具有这样的隐性知识。

达罗牌不仅是一种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类非遗项目，同时也是一种手工技艺与手工艺产品，在木牌上雕刻有很多能代表蒙古族传统文化的图形符号。比如达罗牌中的“花牌”有“尧格荣”“兰子”“塞热”“咚”“佳嘎斯”“鄂勒载”等蒙古族传统吉祥图画；“十二生肖牌”在每个规格相同的木牌上雕刻着十二个不同生肖的图像。因此，达罗牌需要由掌握蒙古族木雕技艺的艺人制作。在制作过程中就包含着以技艺操作流程、步骤为代表的程式化知识及以个体技巧、经验为代表的技能性知识。以上这些知识形态构成了达罗牌传承人及蒙古族木雕艺人的知识体系。在活态保护视角下，掌握这些知识体系的传承人必然是首要的保护对象，而保护的具体内容应该是达罗牌传承人及民间手工艺人掌握的有关其技艺传承的各种知识形态，这些知识形态构成了一个具身于传承人的知识体系。尽管某些知识可以被文字记录，可以被科技记录并呈现于数字媒体中，但脱离具身性而存在的非遗项目，难以保证生命力的延续和丰富性，因此，只有依附于人的身体和头脑，才可以活态传承。

（二）保护活态传承的文化空间

“文化空间”有广义概念和狭义概念，广义上可以把它理解为一种研究视角和理论视角。狭义上的“文化空间”就是指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种类型。“非物质文化遗产视角下的文化空间，强调空间、时间、文化实践三个维度的叠加，不能简单理解为‘唯物’空间，而是一种时空伴随的文化实践复合体。”⑧仔细分析这三个维度便得知，空间即场所，文化实践就是在这个场所内社区及社区居民或民众参与的文化实践活动，时间就是一定场域内的文化实践活动所遵循的一定时间和周期规律。达罗牌活态传承的文化空间正是体现在有周期规律的节日文化空间中，如那达慕。“那达慕”是蒙古语“娱乐”“节日”“游艺”之意。它是蒙古族最为重要的传统节日，其节日主题以蒙古族传统游牧文化和民间信仰为基础，逐渐演化为集体竞技、民俗文化表演、民间手工艺展演、服饰、饮食、歌舞、仪式等内容于一身的盛大集会，成为民族文化传衍、交流的重要途径和载体⑨。青藏地区蒙古族那达慕起源于青海蒙古族二十九旗的祭祀活动——祭海。祭海起源于唐朝天宝十年（751），当时皇帝册封青海湖神为广阔公，并派遣使臣礼祭。元宪宗曾于宪宗四年（1254），召集蒙古族的王公，在青海湖东，日月山会盟祭海、祭天。祭完前往湟源扎藏寺协谈会盟之事，再举行跑马打靶、歌舞等文体活动。后来，逐渐发展为群众性集会、传统节日，每年农历七八月间，在牧草繁茂，牲畜肥壮的季节里举行。主要内容包括传统的男子三项，即赛马、摔跤和射箭。目前，那达慕的竞技项目已经拓展到赛骆驼、蒙古象棋、布格、达罗牌等传统体育、游艺项目，加之丰富的娱乐项目及民俗文化，成为当今蒙古族人民十分喜爱的具有群众性娱乐特点的传统民俗文化。随着蒙古族历史文化的进一步弘扬与发展，那达慕展示出现代社会风貌，表现出崭新的时代精神，成为民族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交汇产生的新的文化空间⑩。那达慕对传承民族传统文化，培养民间文化传承人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除了那达慕节日文化空间以外，在青海海西地区还有很多类似的带有时空文化实践复合体特点的节日。如“蒙赫嘎啦”（蒙古语，译为永不熄灭的火焰）文化节，这是近几年出现的为了丰富牧民群众的文化生活，传承发展民间文化而创办的新的群众文化节⑪。主要以诗歌朗诵为主题，各种游艺类非遗项目为辅，且仅限于牧民参加比赛。在这样的节日，我们仍然能看到牧民席地而坐玩达罗牌的景象。因此，这样的节日文化空间既有一定的规制性，也有民众共建、共享的特点，是一个共享包容的开放性场域。

随着现代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城镇空间规划的限制，传统文化空间的保护及延续受到不同程度的挑战。因此，要加强保护那达慕等节日文化空间，让达罗牌有延续其生命力的生态环境。

（三）建立以社区为载体的活态传承模式

“社区”一词是由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提出，他将社区作为社会学的一个范畴来研究，认为社区内居住的人口具有同质性特征，并且他们之间关系亲密、互帮互助、具有人情味。滕尼斯在很大程度上突出了社区意识及社区认同感，认为其基于亲密的邻里关系或血缘关系⑫。费孝通把英文community 翻译为“社区”，并对社区概念进行表述：社区是若干个社会群体或社会组织聚集在某一地域里形成的一个在生活上相互关联的大集体⑬。综合国内外学者的观点，可以得出，社区实质上就是一个区域性社会，是社会的缩影，是一定区域内人们的生活共同体。那么非遗保护中的“社区”是如何界定的呢？2003年，《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以下简称《公约》）中，首次将“社区、群体和个人”的提法用于文化遗产的正式文书之中：“承认各社区，尤其是原住民、各群体，有时是个人，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产、保护、延续和再创造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从而为丰富文化多样性和人类的创造性作出贡献。”⑭《公约》的价值是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赋权于社区，由社区来认定，也就是由遗产的持有者及实践者来界定某个非遗项目的价值。社区在非遗保护这一语境中，指的是非遗项目的直接或间接实践者、施行者和传承人，从这个层面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公约》中提出的社区与前面以地域要素为核心的社区概念有些不同，它所指涉的并非地理空间，而是指向非遗的实践者，而且，其中不仅包括非遗的直接实践者，还包括间接施行和传承非遗的人，换句话说，并非直接传承人的某一非遗项目的听众，也是社区的一部分⑮。从这个角度来理解社区，我们就可以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强调社区重要性的意义有更进一步的认识——非遗保护的最终目标，实际上还是在于保护那些与实践和传承相关非遗项目的人，保护这些人对自己文化的自豪感和自主权⑯。非遗保护行动让社区及群体感受到因为自己的文化而受尊重的情感，有助于增强社会凝聚力，激发认同感和责任感，从而达到文化自信。

达罗牌作为青海蒙古族聚居区流传的一种活态文化，不仅是由代表性传承人掌握其核心内容，还有很多当地蒙古族群众也参与到这项游艺活动或竞技项目中。尽管有些群体或个人对其一知半解，但出于社区共同体的认同，当地民众共同参与，共同行使着使其生命力延续的使命。达罗牌作为一种竞技型游艺，在2人、4人或8人的交流互动过程中才能展现，它不仅是传承人独立持有的知识，更是社区内部文化实践的结果。近年来，在青海蒙古族地区的各个社区，一些由政府、民间组织或牧民群体自发组织的不同类型的传统文化活动正在兴起，如赛马会、骆驼文化节、祭火节、民间手工艺品展示会，等等。这些活动唤起了民众对其拥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视，使得当地社区、群体和个人的主体性得以发挥，他们主动实践和传承着非遗项目。

结语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传承是全世界共同关注的话题。任何一种非遗项目都不能离开其历史背景、生存环境、族群意识、民俗文化、宗教信仰等，非遗的活态传承需要完整地把握其发展脉络。青海蒙古族达罗牌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民族历史长河中创造并积淀下来的文化资源，体现了青海蒙古族独特的生产生活方式、风俗文化、心理意识及思维模式等，具有民族性、民俗性、竞技性、多元性和艺术性，反映了青海蒙古族人民的智慧。从保护传承人的知识体系、保护活态传承的文化空间、建立以“社区”为载体的活态传承模式三个维度探索青海蒙古族达罗牌的活态传承路径，可以使其生命力得到延续，使活态的文化遗产焕发更强大的生命力。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项目“青藏地区蒙古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可持续发展研究”（项目编号：16EH194）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仙珠，青海民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民族地区社会治理、非物质文化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