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中国实践中，探索出了生产性保护这一新路径和新方法。农耕文明时代的传统手工艺是在特定的文化生态环境下产生和发展的，在新时代面临着文化变迁、生产变迁、消费变迁的冲击。正确理解和把握变迁的历史现实，厘清对传统手工艺的影响，能更有效果、更有质量地进行生产性保护，这对于传统手工艺在生产性保护中得到更好的活态传承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变迁；传统手工艺；生产性保护；活态传承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中国实践中，结合改革开放以来总结的“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经验，将文化遗产保护活动和经济社会发展活动融合，探索并形成了“生产性保护”“活态传承”的保护与传承的新路径和新方法。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文化产业的产生和运行过程越来越表现为“一种包含经济、文化、社会、政治等要素的经济文化活动”①。生产性保护为传统手工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内容和样式的保护与传承提供了新的路径和动力，使之在新时代获得了新生，爆发出了新的生命力。

2021年8月12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明确提出了“提高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水平”②的要求，这对于我们在新时代更好地完善生产性保护工作有着重要的保障和指导作用，也促使我们对当下传统手工艺的高质量保护和传承进行再思考。产生于农耕文明时代的传统手工艺是在特定的文化生态环境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在新时代则面临着文化变迁、生产变迁和消费变迁的重大影响。这三大方面的变迁是人类社会不断发展的历史现实，正确理解和把握变迁对传统手工艺的影响，对于更有效果、更有质量地进行生产性保护，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以此使传统手工艺在生产性保护中更好地活态传承。

一、传统手工艺的文化变迁

在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分类中，传统手工艺是其重要的内容和样式。几千年来，中华民族在生产和生活实践中，创造出了种类繁多的庞大的手工技艺体系，所形成的生产、经营以及习俗方式，对不同历史时期的中国人的生产和生活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并构成了中华文明的重要内容。例如，在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中就有：南京云锦木机妆花手工织造技艺、宜兴紫砂陶制作技艺、蜀锦织造技艺、苏州缂丝织造技艺、壮族织锦技艺、土家族织锦技艺、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维吾尔族花毡、苗族蜡染技艺、白族扎染技艺、客家土楼营造技艺、蒙古族勒勒车制作技艺、茅台酒酿制技艺、杏花村汾酒酿制技艺、绍兴黄酒酿制技艺、清徐老陈醋酿制技艺，等等。这些传统手工艺不仅深度融入当地百姓日常的生产和生活中，通过其产品或服务得到显现，而且还逐渐成为一个地方或一个族群重要的文化标志，在每一种传统的技艺中都富含当地族群深厚的历史、文化、信仰和习俗。这些特定的生产和生活方式都会“被归纳入某种文化类型”③。人类不同的文化类型各具特色、各有千秋，在观念、制度、心理、习俗，甚至具体的造物上不尽相同。从人类最基本的衣、食、住、行、用的产生和发展过程来看，就与其地方或族群的历史文化密切相关。从饮食上看，人类和其他动物一样，获得食物最基本的原因就是为了满足生理机能的需要，保持生命活动正常而健康地运行。但人类对具体食品的选择和制作，却深受自己所处自然地理环境和生产生活环境的影响，并由此深深地打上了人类特有的文化烙印。

从人类饮食习惯的发展来看，饮食是一个地方或族群在特定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所构成的文化生态中形成的，体现了特定社会与文化传统中人们独特的饮食行为和生活方式（图1）。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要了解一个民族或族群的历史和文化，最好是从其饮食文化开始。“赋予食物的意义，似乎总是象征意义成分远远超过维生的层面。”④农耕文明时代，人们在生产和生活实践的基础上认识到了自然和时间的周期性，并建立了相应的知识体系，尤其是在每一个周期节点，产生了相应的节庆仪式和节庆食品，人们以此祈求风调雨顺、人丁兴旺、幸福美好。以中国的农耕节日为例，每一种节日食品，都包含了重要的文化和社会象征意义。例如，“汤圆”象征“团团圆圆”，“饺子”象征“新旧交替”，“年糕”象征“年年新高”，等等。这些深藏着丰富文化内涵的节日食品，成了中华传统节日的重要食品“标配”，无论是达官贵人还是黎民百姓，都会享用美食。这不仅是为了饱口福，更是为了保幸福。在中华民族传统农耕文明几千年的不断演进中，传统饮食技艺逐渐形成了一个包括“饮食结构、饮食制作、饮食器皿、饮食礼仪、饮食保健、饮食审美”的“饮食文化体系”⑤（图2）。

▲图1 重庆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磁器口陈麻花传统制作技艺”（作者供图）

▲图2 素有“泡菜坛子”功用的荣昌陶器及其制作（作者供图）

从服饰上看，人类穿戴衣帽首先是为了保护自己生命运动的能量与安全，由此对自然界植物和动物资源提供的材料进行手工加工。人类作为自然界的一员，生活在整个自然系统之中，通过一定的技术支持，能够制作服饰，是人具有社会属性而区别于动物自然属性的重要表现之一。在传统社会的认知体系中，缝纫、刺绣这些女红不仅是一名妇女所要必备的基本技能，而且还是妇女道德品质的重要标志。如果女性没有很好的缝纫、刺绣手艺，就很难称得上“贤妻良母”。在家庭培养中，无论是富家千金小姐，还是民间小女，不仅把针线活作为基本的手工技艺进行训练，也将其作为个体品格和修养训练的重要内容。传统手工艺可以说是“使用身体的各种方式”⑥，是人类运用自己身体的一种社会行为。由此看到，实际上人类任何生产、生活的经济行为总是“沉浸在文化环境的汪洋大海之中”⑦。

在传统社会，某一地方或族群的传统手工艺中往往包含独特的生产技术、经营理念、文化特质，有些还逐渐成为当地或族群重要习俗或信仰的一部分而得到尊重和认同。“认同是维系人格与社会的关系，……表示主体性、归属感。”⑧武陵山区的土家族织锦技艺，已有1500多年的历史。土家织锦是土家族用一种古老的木腰机，以棉纱为经，五彩丝线为纬，手工织成的生活用品，反映了土家族的审美习俗。据《后汉书·西南蛮夷传》记载，早在4000多年前的古代巴人时期，“武陵蛮”就“织绩木皮，染以草实”，开始织出“织文革绫锦”的“兰干细布”⑨。因此，在这一地区形成了“好五色衣服”“衣裳斑斓”的生活文化习俗，而“兰干细布”正是“西兰卡普”的前身。“西兰卡普”，即土花铺盖，是土家族人民智慧、技艺的结晶，也被称作“土家之花”。按照土家族习俗，在土家姑娘出嫁时，“西兰卡普”是重要的陪嫁物。因而，“西兰卡普”也成为土家族重要的文化符号。中华民族在长期的生产和生活中形成的各种手工技艺，在世代相传中，不仅促成了重要的生产生活符号，也作为重要的文化艺术符号，“代表着中华民族气质和自身的族群符号”⑩。在我国，各民族的许多传统手工艺产品，除了本身为当地人提供生产和生活所需，还逐渐成为当地或族群的文化符号和象征。传统手工艺是人们生产和生活实践的展现，是一种在当地经济社会中被建构起来的文化。一方面，传统手工艺创造了饮食、住宅、服饰、工具等与生产、生活需求有关的产品和服务等物质文化；另一方面，传统手工艺创造了科学、技术、艺术、习俗、节庆等当地族群生产、生活精神需要的内容和样式，这又是精神层面的非物质性的文化。传统手工艺作为带有地方性的文化符号，传递和展示了许多当地族群重要的生产和生活内容。在世界范围内，可以说中国几千年的农耕文明建设了最庞大的、可持续的手工生产体系。每一项传统手工艺都深深地凝聚着中国古代人民的智慧，承载了地方或族群的历史和文化。因此，在保护和传承过程中，应充分发挥这些具有鲜明文化精神和气质的传统手工艺在当下的生产和生活中的功能和作用，即能够使得“人民群众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参与感、获得感、认同感显著增强，非物质文化遗产服务当代、造福人民的作用进一步发挥”⑪。

手工技艺是人类在自己的生产和生活实践中，人类智力和身体技术创造的结晶，其内藏着人与人、人与自然等关系中所产生的丰富的文化内涵。就个体而言，传统手工艺是从个人的身体活动开始的，呈现出极其鲜明的个性化特征，其技艺的高低直接取决于个体的技艺水平和创造能力，“手工技艺始终被生产者直接把握”⑫。就社会而言，任何手工技艺的掌握者都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社会人，所以，个体技艺水平的高低与他的知识、素养、兴趣、习惯、需求、情操等人文素质是紧密相关的。人类的劳动和生产技术也与人类的发展和进步构成了互动关系。也就是说，传统手工艺作为个体在一定社会文化环境中的生存手段，必然要受社会文化环境的制约和影响，由此而形成特定的手工技艺文化系统，这个系统包括诸多的文化构建，比如消费习惯、工艺思想、技术行为、生产模式、消费行为、行业制度，等等。传统手工艺的这种社会性、历史性特征，使得传统手工技艺与传统手工文化在具体的社会实践中，相互影响而不断地变化，进而得到丰富和发展。

任何一种传统手工艺，都包含着深厚的民族文化和地方特色，以及生产者个人的品格和特质。工匠文化和工匠精神表现为“工匠行业的伦理关系、制度规范和文化模式的演变”⑬。在当下工业文化和新技术发展的趋势下，传统手工艺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其中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传统手工艺的文化生态环境被不断地挤压而发生变化，甚至有一定的生存危机。20世纪末，全球性的保护人类文化多样性的运动兴起，使得传统手工艺作为一种地方族群文化特质和象征符号得到了重视。无论是《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的规定中，“传统手工艺”⑭“传统技艺”⑮的划分类别都表明人类手工技艺的重要地位。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中国实践中，越来越多的传统手工艺被发现和挖掘，并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保护和弘扬。一些手工技艺在国家保护政策和地方保护行动中得到复活和发展。中华民族曾创造享誉世界的工艺文化，工匠精神也代表着中华文明和智慧。在故宫博物院的藏品中，以及英国大英博物馆、美国大都会博物馆等国外博物馆的中国藏品中，可以看到中华手工技艺的昔日辉煌。在新时代新常态下，我们更有必要通过挖掘、传承和弘扬中国手工技艺以及由此而生的工匠精神，来助力我们今天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发展转型，为新时代的中国品牌提供重要的文化精神。《意见》明确提出要“坚持守正创新，尊重非物质文化遗产基本内涵，弘扬其当代价值”⑯。2016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培育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⑰《贯彻实施质量发展纲要2016年行动计划的通知》中进一步要求：“开展质量素质提升行动，塑造精益求精、追求质量的工匠精神。”⑱

因此，在生产性保护中，我们不仅要从经济视角加以关注，还要从文化视角加以关注。文化产业发展中，其文化因素同样值得我们高度重视，各种各样的文化内容和样式是当代文化产业得以发展的要素。对于蕴含着丰富文化特质的传统手工艺来说，在其共存于现代化和文化产业发展的过程中，其文化性是关注的重点。有国外学者明确指出：“运算和公式将越来越少，嵌入文化背景的程度将相对提高。”⑲也就是说，关注文化在经济中的作用，将成为未来经济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

二、传统手工艺的生产变迁

传统手工艺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产物。在远古人类中，人类基本上是“直接”从自然中获取生命之所需物品的。《礼记·礼运》载：“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实、鸟兽之肉，饮其血，茹其毛。未有麻丝，衣其羽皮。后圣有作，……治其麻丝，以为布帛。”⑳后来，人类逐渐开始对自然物进行“加工”，以满足自己不断增长的生产和生活之需。在北宋罗泌所著《路史》中就有关于嫘祖养蚕制衣的传说：“西陵氏之女嫘祖为帝元妃，始教民育蚕，治丝茧，以供衣服，……后世祀为先蚕。”㉑目前的考古学和历史证据表明，大约在距今七八千年的原始社会末期，出现了第一次社会大分工，手工业逐渐从传统农业中分离出来，出现了专门从事手工生产的行业。春秋时期，有木工七类、金工六类、皮工五类、染工五类、玉工五类、陶工两类，共计三十种工的记录，亦如“凡执技以事上者，祝、史、射、御、医、卜及百工，凡执技以上市者，不贰市，不移官”㉒的记载。在传统社会中，手工技艺在不断发展中不仅形成了特有的手工生产系统，同时，也形成了一套特定的技术文化系统。在中国传统社会历代文献和民间社会习语中，曾有一系列专门形容手工技艺和文化的用语，如独具匠心、匠心独运、匠心独出、匠心独妙、巧夺天工、能工巧匠，等等。这些表现中华文化特色的成语，可以说是对工匠这一职业的文化诠释和文化表达，鲜明而生动地表明了传统手工艺是人类的体力、智力和思想情感的有机结合而共同形成，其产品生产和服务不仅是技术水平的表达，也是文化思想的表达。显然，在传统手工生产中，技艺及产品和服务的水平与质量的高低，更多地取决于手工劳动者个体的技术水平、智力水平和文化素养。依天工而开物，观物象而抒臆，中国传统社会就有“三十六行，行行出状元”之说，中国传统手工行业则有鲁班、黄道婆等传统手工艺的杰出代表，也是当时手艺人学习的典范。传统社会时期，“手艺”是“饭碗”的保证，只有良好和精湛的手艺，才能保证自己及家庭衣食无忧（图3）。所以，人们愿意学艺，愿意把手艺练得越来越好。由此，也促进形成了一丝不苟、精益求精、追求极致的工匠文化和工匠精神。

▲图3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梁平木版年画”的雕版制作过程（作者供图）

在全球化和现代化的浪潮中，传统手工艺的生产方式、发展模式受到了严重的挑战。从文化遗产保护的视角看，在现代化及机器生产的挑战下，传统手工艺处于“弱势”地位，且被不断地“边缘化”。在现代工业化面前，传统手工艺被当代有些人加上了“落后”“神秘”之类的标签。当前，积极开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其目的之一便是保护传统手工艺。保护、传承及重振传统手工艺，对于丰富民族文化形态、促进生产方式全面发展、推动人类社会的文明进程都有极其重要的作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指出，“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文献机构并创造条件促进对它的利用”㉓。《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则把这种“利用”进一步具体化：“发挥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特殊优势，在有效保护的基础上，……开发具有地方、民族特色和市场潜力的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㉔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在这方面做出了很好的示范。传统手工艺是非物质的，但其产品却是物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现代学理式的概念，是一种“形而上”的归纳和总结，而其具体的保护和传承，要落实到具体的产品和服务之上，于“形而下”之中，也就是说，掌握手工技艺的传承人用双手制造出来的产品，最终要落入现实的生产和消费之中。

变文化优势为资源优势，通过“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方式，让传统手工艺融入当下的产业生产之中。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和文化产业发展的过程中，人们逐渐发现传统手工艺及其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可以适应当下生产与消费的需要，而且生产性保护和文化产业的发展，对传统手工艺的保护和传承产生影响，对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也有积极的作用。一个地方族群的传统手工艺生产与传统文化展示的有机结合，可成为当地的特色经济或产业。在遗产保护工程中，把局限于文化“表演”层次的传统手工艺当作一种文化产业资源，融入生产性保护和文化产业之中，拓展了传统手工艺的传承路径。它的不断发展和壮大，提高了地方族群对自己文化的自信，促进了其传承和发展。原本是一个地方族群所享用的传统手工艺，在保护文化多样性的实践中，其产品和服务通过新的生产方式和营销方式，向外部社会传递和展示了自己独特的生产方式和文化方式，也成为一个地方族群最重要的文化符号。将传统手工艺融入当代社会生活和产业体系，才能真正使传统手工艺在创造社会财富的现实生产活动中得到更好地保护和延续。正如《意见》所要求的：“推动传统美术、传统技艺、中药炮制及其他传统工艺在现代生活中广泛应用。将符合条件的传统工艺企业列入中华老字号名录。”㉕就当下的实际情况来看，列入了“老字号”的传统技艺，有许多获得了新生，也有一些的发展仍然步履艰难。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中国实践中，越来越多的传统手工艺被发现和发掘，并得到保护和弘扬。许多传统手工艺在国家保护政策和地方保护行动中得以复活和发展。就实际情况来看，产业化也是一把“双刃剑”。产业化可能促进传统技艺的创新，但也可能会过多地注重经济行为而强调市场化和经济价值。如果把关注重点更多地放在传统手工艺能够带来多大的经济价值，能够为地方或企业带来多大的经济效益上面，却没有真正关注在文化多样性、民族多样性等文化背景下，具有地方特色和民族特色的传统手工艺的可持续发展问题，由此忽视相关联的非经济因素，就意味着可能导致一些有独特性的“传统”技艺的消失。因此，传统手工艺的开发和利用，不能简单地照搬大工业开发方式而盲目地追求完全机器生产的产业化和规模化，当然，可以根据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学习和借鉴一些适应传统手工艺特征的经营、发展的方法和路径，以促进其与时俱进。任何一种传统手工艺，都包含着深厚的民族文化和地方特色。传统手工艺的产生过程基于并源于地方或本土民族，所以，这些文化是传统手工艺的核心价值之所在。中国作为最早加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国家，在保护运动兴起之初，就非常明确地提出了“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㉖的十六字工作方针，要求在合理利用中“防止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误解、歪曲或滥用”㉗。

国际倡导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宗旨是为了保护人类文化的多样性和人类的创造力，因为它是“文化多样性的熔炉，又是可持续发展的保证”㉘。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丰富多彩的形式和内容，体现了人类文化的多样性。文化产业的定义中强调“按照工业标准”来进行文化生产，这主要是针对当下的文化产业生产而言的。而对于独具技术特色和文化特色的传统手工艺来说，按这样的标准进行开发和利用，就可能导致单一化和同质化。手工技艺具有一定的差异性和个体性，这是人类手工造物的特质（图4、图5）。关于人类劳动与动物活动的本质差别，马克思在“蜜蜂织房”的案例中有过精彩阐释，他说：“有意识的生产活动直接把人跟动物的生命活动区别开来。”㉙人类在生产过程中，最奇妙和智慧的地方就是融入了文化的形式，其产品和服务的“文化性”在不断地丰富和精彩。每一种手工技艺，都是一个地方或族群的人们精神、审美、技艺、生活的外化。产生于特定的民族生存环境、自然条件以及各自生产、生活方式的传统手工艺具有特别的差异性。这种差异性对支撑地方或族群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文化意义。以“重庆小面”制作而论，有一部分在当代生产技术条件下，面条和一些调料部分实现了工业化制作，这在很大程度上减低了人的劳动强度，提高了生产和制作效率。但是，作为食品更重要的口感需求，还是其中那些传统技艺发挥了基础性的作用。《华阳国志·蜀志》中对巴人饮食习俗的表述有：“其辰值未，故好滋味，德在少昊，故尚辛香。”㉚可见，人类在饭食过程中，不仅要获取生理发展的物质需求，也有对获取味觉满足的享受需求。正是这种作用，使得在工业文明和城市化的进程中，“重庆小面”仍然是重庆人的“快餐”，它是工业社会的“方便面”所不可替代的。重庆人喜欢“重庆小面”，不仅是一种生理上的“上瘾”，更是一种文化上的“依赖”和习俗。所谓“要了解重庆人，去吃碗小面即可”㉛。重庆小面的食用过程中，根据个人的需求，可以随时提出“加青”（多加青菜）、“加红”（多加辣椒），这是很个性化的需要，就是同一个人，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季节的变化，都可能提出不同的要求，这一点，机器制作的面食往往很难达到，而手工制作却能充分满足。因此，在传统手工艺的生产性保护中，要特别注意这一点，就像那句老话所说的：“该传统的要传统，能现代的就现代。”就人类文明的发展来说，传统手工艺也不是固定不变的，它一直随着人们不断地实践而得到丰富和发展，这是人类文明史的必然规律。一味地“木乃伊式”的保护并不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最终目的，而且还会影响和制约其保护和传承，更会影响其内生的生命力。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最重要的原则之一就是“活态传承”，只有在持续发展中才能获得生命力。因而，将传统手工艺与现代技术的融合与渗透也是必然的趋势。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这种融合与渗透，不是全部用现代技术取代传统技艺。因此，在非物质文化生产性保护的实践中，要“鼓励企事业单位合法合理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形成有利于保护传承的体制机制和社会环境”㉜。从而，使传统手工艺在现代生产过程中得到更好的保护和传承。

▲图4 重庆漆器髹饰技艺所涉主要工具（作者供图）

▲图5 当代髹漆文创产品（作者供图）

三、传统手工艺的消费变迁

在中国传统社会，手工劳动可以说涉及了百货、饭食、服装、工具、医药、建筑、娱乐等方方面面，而且社会分工的不断细化也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传统手工艺的产生和发展，手工劳动满足了人类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需要，“只有工艺的存在我们才能生活”㉝。在传统社会中，手工技艺及其产品和服务的消费群体主要是由当地的族群所构成。这些具有鲜明民族文化背景和深厚文化底蕴的技艺、产品或服务逐渐形成了自己稳定的、忠诚的消费群体。对于一个地方的民众来说，一些特定的传统手工艺消费成为他们固定的追求和依恋。例如，对著名的北京烤鸭，就有“不到长城非好汉，不吃烤鸭真遗憾”的溢美之词，以此表达一种消费兴趣。从市场供需的角度来看，在传统经济中，没有当下的市场组织和金融体系，传统手工生产的消费供给和需求主要来自当地的区域市场，“前店后坊”是最为普遍的生产和经营方式。在“小富即安”“知足常乐”的中国式“小康”㉞的生产和生活观念里，传统工艺的生产者们并不急于进行规模化和市场化的扩张，不急于用现代市场营销的方式来促销，而是靠独特的技艺、优良的品质、良好的信誉通过顾客的口口相传来实现市场价值。“好酒不怕巷子深”就是这一方式的典型表达，也是中国传统社会手工技艺消费的基本原则之一。传统手工艺的消费者，更是理性的消费者。在经济增长相对缓慢的社会中，人们会尽可能地选择自己生活必需的产品和服务，在此基础上，选择自己所需要的一定的精神文化产品和服务。传统手工艺的这种相对较小的生产空间和销售空间，虽然在规模和效益上不能与现代技术条件下的情形相比，但其独特的“个体智慧”和“文化品格”是现代机器工业无法比拟的，这也使得传统手工艺所创造的产品和服务，在当下仍能找到自己生存和发展的空间。

在人类进入工业文明之后，传统手工生产的产品和服务及其消费渠道和消费群体迅速地发生变化，在很大程度上，手工产品和服务难免被工业产品取代。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的浪潮中，在政策引导和地方文化自觉的双重推动下，增长文化生活的需求可以使传统手工产品和服务在当下找到新的消费群体，这即证了“由文化定义的需求不断增长是最明显的趋势”㉟。如前所说，传统手工艺的产生源于人类的生存本能和生活需要，如果我们仅把这些产品放在博物馆抽象的空间中与实际的生产和消费相分离，是难以取得保护和传承实际效果的。在生产性保护中，如果仅把传统技艺作为“保护对象”，而不是尽可能地把它变成当下社会的“消费对象”，是很难真正传承、发展下去的。因此，在保护传统手工艺的过程中，我们有必要将遗产保护中的崇高目标设定进一步落地在生产和生活的具体环节中，把保护需要转化为民众的消费需要，使之成为日常生产和生活的一部分，提高其保护质量，这样才可能取得遗产保护的真正效果。“文化具有的功能性，对于文化所服务的民族来说，肯定是必须和切实有效的。”㊱传统手工艺的内容和形式完全可以通过一定的挖掘和完善为当代社会提供有特色的产品和服务。例如，西兰卡普传统制作技艺，不仅能用古代的斜织机的腰机式织法织出独具特色的土家族织锦，而且其染料是用纯天然的红花、栀子、姜黄、洞洞树、五倍子等野生植物制成。“手工”和“天然”成就了土家织锦的独特品质，这个品质也是当下生活中最能引起人们需求的要素。只要我们在保护和传承西兰卡普核心价值的基础上对它进行适合于现代需求的改进和创新，就能够使其得到更好的传承和发展。我们还可以借鉴日本和韩国在夏布制作技艺与消费市场方面的创新经验。夏布这种用苎麻纤维，通过纯手工纺织而成的平纹布，是中国传统社会民间日常制衣的主要面料，素有“天然纤维之王”的美誉，是一种历史悠久的传统手工艺品。夏布承载的不仅是传统的文化，而且还饱含环保精神，更是与当下可持续发展的生活方式有紧密的结合契机。出口到韩国、日本等国家的夏布经过当地企业再次深加工后制作的高档服装和家居用品成为深受市场欢迎的产品。这两个国家“利用90%以上中国生产的夏布，进行漂染加工、生产服装、装饰面料、床上用品、文化创意产品等，……韩国占领了国际夏布制品市场的70%，日本占领了国际夏布制品市场总值的25%”㊲。因此，有“国纺源头、万年衣祖”之称的夏布工艺在当下的重生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借鉴和推动。《意见》还提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目标是到2035年“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在推动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服务国家重大战略中的作用更加彰显……拓宽相关产品推广和销售渠道。鼓励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企业拓展国际市场，支持其产品和服务出口”㊳。在全球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中国提出了抓住国际、国内双循环的策略来发展经济，使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传统手工艺产品和服务不仅在国内市场得到充分利用，而且要力争在国际市场获得发展。

在进一步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政策推动下，传统手工艺的消费者已扩展到区域市场外的各种群体，许多的“外部人”开始关注各地方、各民族的文化，而传统手工艺可以用实际的“物品”更加鲜活地呈现一个地方或族群的文化，更能引起人们的兴趣。传统手工艺本身及其物品中所蕴含的文化特质和文化符号对国内外消费者是独具吸引力的因素。因而，一批对某一种传统手工艺的欣赏者和文化认同者逐渐形成，他们成为了传统手工艺产品和服务的消费群体。一个地方或族群的传统手工艺之产品和服务，在消费者的欣赏和购买的消费过程中，展现出了作为地方文化符号来认识一种地方或族群文化的功能。新的社会历史文化条件下，需要偏好也发生了一定的改变，就传统手工艺所生产的具有审美特征的产品来说，要实现由实用性到审美性的转变，文化意义得到强化和突出，能促进传统手工艺由地方族群的内容享用到外部的共享。就大多数传统手工产品和服务来说，从产生之初就具有了使用价值和审美价值。它们既是当时人们实际生产、生活的实用品，又是满足人们精神需要的文化艺术品和文化服务。科技水平的提升和现代工业的发展，能够为人们提供更多、更丰富的生产和生活用品。当产品的使用价值在弱化的时候，其审美价值得到突出和显现。在工业文明的推动下，丰富而庞大的标准化工业品的单一性和同质性容易令人们产生“审美疲劳”，而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推动下，一些传统手工雕刻作品、版画作品、刺绣作品、工艺作品，由于带着匠人（艺术家）个人的“体温”和“智慧”，已开始逐渐获得当代国人的喜爱，形成一个个“国风”“国潮”消费群体。可以说，现代性“一方面它在消解传统，另一方面，它又在不断重建传统”㊴。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实践中，对传统手工艺保护的观念和方法在逐渐地深入：传统手工艺产品和服务不仅可以被列为静态的“保护对象”，还可以成为我们当下生活中活态的“消费对象”，使传统手工艺在“被保护”和“被消费”之间建立一种良性循环的关系，在当下“活态”环境中得到更好的保护和传承。

在当代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中，唤醒了传统手工艺的活力，尤其是通过各种方式的经济参与行为，使传统手工艺逐渐被当下的消费者认同和接受。我们应该“利用好身边一切可能的条件与资源，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环境”㊵。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不能完全受消费主义的影响，仅仅把这种活力限制在经济层面，而是要在强调保护人类文化多样性的前提下，有更高的价值追求。通过保护、传承以及重振传统手工艺来促进和丰富人类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由此推动人类文明新时代的进程，无论是从短期或长期的目标来看，都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本文为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特别委托项目“永川区南大街黄瓜山村、铜梁区土桥镇六赢村乡村文化振兴‘艺术美乡村’研究”（项目编号：2020TBWT-ZD20-9）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谭宏，重庆文理学院副校长、教授，重庆文化遗产学院院长，重庆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协会副会长，主要研究方向为经济学、人类学、文化遗产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