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是先人们留给我们的丰厚遗产，也是我国发展的巨大优势。在中华民族形成发展的历史进程中56个民族共同创造了灿烂辉煌的刺绣艺术，代表着中华民族灿烂的文化符号。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中以汉族为主体的22大绣种，和以蒙古族、满族、黎族、维吾尔族等少数民族为主体的17大绣种，都是中华优秀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历史典籍和实物互证，可以发现以汉族为主体的蜀绣、苏绣、湘绣和粤绣“四大名绣”与以少数民族为主体的黎绣、壮绣、蒙绣、堆绣、花毡等制作技艺等，在中华民族文化形成发展史上的交往、交流、交融。它们在当代传承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铸牢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服务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方面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关键词】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刺绣类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中华民族共同体

文化兴则国家兴，文化强则民族强。中华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承担着展示中华民族代表性文化符号、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共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历史重任和现实需求。《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明确规定：“国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采取认定、记录、建档等措施予以保存，对体现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具有历史、文学、艺术、科学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采取传承、传播等措施予以保护。”①2006年至今，国家分5批次，10大类别，确立了1557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3610个子项目，3068名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2017年3月还正式出台了《中国传统工艺振兴计划》，并公布了第一批国家传统工艺振兴目录。本文仅从民族学、历史学、考古学、美术学和传播学的视角切入，对中华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刺绣类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现状、历史和传播路径作概括性的综合论述，为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民族传统刺绣文化，延续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提供历史依据、学术支撑和政策法规导引。

一、刺绣类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整体情况

在中华民族形成发展的历史轨迹中，56个民族共同创造了灿烂辉煌的刺绣艺术，代表着中华民族最灿烂的文化符号，体现了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从国务院公布的5批次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中可见，刺绣类项目大都被列入“传统美术”类别，根据第一批国家传统工艺振兴目录和共五批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情况，笔者作了条分缕析的统计（表1）。汉族刺绣类项目主要有京绣、苏绣、无锡精微秀、南通仿真绣、扬州刺绣、上海绒绣、顾绣、蜀绣、汴绣、汉绣、湘绣、广绣、潮绣、宁波金银彩绣、高平绣活、夏布绣、红安绣活、西秦刺绣、澄城刺绣、麻柳刺绣、徐州香包制作技艺和庆阳香包绣制技艺等22大绣种。少数民族刺绣类项目主要有蒙古族刺绣、壮族刺绣、满族刺绣、苗绣、羌族刺绣、侗族刺绣、彝族（撒尼）刺绣、水族马尾绣、瑶族刺绣、土族盘绣、湟中堆绣、维吾尔族刺绣、柯尔克孜族刺绣、锡伯族刺绣、藏族编织挑花刺绣工艺、哈萨克族毡绣和布绣、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等17大绣种。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2006年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2009年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从统计学的视域看，刺绣类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共39项，汉族刺绣22项，占56.41%；少数民族刺绣17项，占43.59%。在中国民间俗称的“四大名绣”中，西南部四川省的“蜀绣”，东部江苏省的“苏绣”，中部湖南省的“湘绣”，南部广东省的“粤绣”，应该说是以汉族绣娘为技艺传承主体，融合少数民族绣娘为辅。例如，蜀绣融合了土家族先祖巴人的织绣技艺，粤绣融合了古代百越民族的织绣技艺，苏绣融合了东夷部族、淮夷部族的织绣技艺，湘绣融合了古代南蛮、武陵蛮的织绣技艺。这些刺绣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说明，民族刺绣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是“主干”，中华民族刺绣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枝叶”，只有根深干壮，才能枝繁叶茂。

二、汉族地区“四大名绣”在历史传承中的文化交融

道中华之美，美中华之道。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故谓“华”。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首席专家王巍研究员认为，百年中国考古学，特别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实施，把中华文明产生的时间提前到距今5000多年，将“中华文明五千年”从传说论证为可信的历史③。

对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有机组成部分的刺绣，沈从文曾在《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一书中指出：“1958年在浙江吴兴钱山漾（良渚文化）遗址出土的丝线、丝带和绢绸残片，绢片呈黄褐色，炭化轻微，仍保持有良好的韧性。经鉴定确认为家蚕长丝纤维所织造，平纹组织，密度为每平方厘米经纬丝各48根。距今4700年左右，其保存程度之好是难以置信的。”④可以推测，良渚文化遗址出土的这些丝线、丝带和绢绸残片，作为刺绣的底料，或许与良渚文化同时同步存世。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历史进程中，远古传说黄帝之元妃嫘祖生前“首创种桑养蚕之法，抽丝编绢之术，谏诤黄帝，旨定农桑，法制衣裳，兴嫁娶，尚礼仪，奠国基，统一中原，弼政之功，没世不忘，是以尊为先蚕”⑤。嫘祖是中华民族的伟大母亲之一，我们可视其为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早的有名有姓的绣娘。传说中的嫘祖之故里四川盐亭县或河南西平县，是否可被视为中国蜀绣（包括蜀锦）文化之乡？据残损的前碑所志，此碑补建于蜀王之先祖蚕丛，后文翁治蜀，大加阔筑，历经兵燹，已三缺三圆⑥，这似乎可以定论蜀绣（蜀锦）的发明年代与原属地。

从历史深度和影响广度而言，中国汉族地区的“四大名绣”依次为蜀绣、苏绣、湘绣、粤绣。

蜀绣，又名“川绣”，与中国百锦之母“蜀锦”相生相成，位列中国汉族地区四大名绣之首。蜀绣（蜀锦）的手工制作技艺是古蜀人贡献给中华民族的重要文化遗产（图1），传说古蜀人起源于蜀山氏，从蚕丛氏称王开始，历经蚕丛、柏灌、鱼凫、杜宇、开明5大氏族的统治。约在公元前11世纪，蜀国参加“武王伐纣”的战争，为“牧誓八国”之一。文献记载最早可追溯到周代，《诗经·小雅·巷伯》中有“萋兮斐兮，成是贝锦”⑦，所谓“贝锦”，就是可用于蜀人刺绣底料的蜀锦之前身。《禹贡》中“厥篚贝锦”，所指就是按照贝的颜色花纹织成的锦帛，从文献记载，西周时代就可生产经锦。公元前451年，秦蜀争战南郑（今陕西汉中），至公元前387年才夺回南郑。公元前367年，蜀王开明九世徙治所于今成都，始立宗庙，复称“蜀王”。公元前316年，秦惠文王趁蜀国与巴国、苴国混战之际，遣张仪、司马错假石牛道伐蜀，蜀王开明十二世被杀，古蜀国灭亡。公元前316年，秦惠文王在成都建立了历史上第一个管理蜀锦蜀绣生产和销售的官方机构——锦官城，在西汉张骞通西域之前数百年，在丝绸之路上的大月氏（今阿富汗）所流行的“夏布”，就是秦惠文王之后民间商贸流通到中亚一带的蜀绣或蜀锦，此为“丝绸之路北道”。张骞通西域之后，汉晋时代，民间商贸形成的吐蕃——泥婆罗道，从吐蕃到天竺，形成了“丝绸之路南道”，在今西藏阿里地区出土的“汉晋王侯鸟纹汉字锦”（现藏西藏博物馆），就是丝绸之路南道考古发现的最早的蜀绣蜀锦⑧。它见证了那个时代汉地汉人与吐蕃、天竺、泥婆罗人的交往交流和交融。

▲图1 蜀绣《水墨荷花鲤鱼》（内芯尺寸97厘米×197厘米，彭世平作）

苏绣，起源于今江苏苏州，因地而得名“苏绣”。据传说，苏绣起源于吴国仲雍孙女“女红”首制绣衣，作为大家闺秀的女红应该是苏绣有名有姓的第一代绣娘。三国时期（220—280），吴王孙权曾命人手绣《列国志》，有“绣万国于一锦”之说，那个时代的苏绣不仅是绣娘的女红，还有军用地图的妙用。明代（1368—1644），苏州一带家家养蚕，户户刺绣，苏绣产业蔚然可观。清代（1644—1911）顺应明代之势，苏州一带形成“绣市”，其“双面绣”以“精、细、雅、洁”而闻名大江南北。苏绣历史长达2000多年，是长江中下游汉地汉族人与越人、淮夷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见证（图2）。

▲图2 苏绣《蒙娜丽莎》（内芯尺寸45厘米×65厘米，姚惠芬作）

湘绣，是以湖南省长沙市为中心的刺绣技艺的总称（图3）。长沙马王堆汉墓堪称“百年百代考古发现”，它出土的各种丝织品和衣物，年代早、数量大、品种全、保存好，极大地丰富了中国古代早期纺织文物的库存。其中1号墓为辛追夫人墓（最新研究亦作“避夫人”），出土了15件品相比较完整的单、裙、袜、巾、夹锦袍和香囊，另有46卷单幅的绢、纱、绮、罗、锦和绣品，其中衣以“素纱禅衣”和“朱红菱纹罗丝锦袍”闻名于服饰文物界；其中绣品以“十二音律管绣花袋”和“对鸟云纹绮地乘云绣”闻名于刺绣文物界。由《史记·惠景间侯者年表》“轶国，汉惠帝二年四月庚子封长沙相利仓为侯，七百户”⑨，可知此为马王堆汉墓2号墓主，其夫人辛追，为马王堆汉墓1号墓主。只有700户封邑的长沙异姓诸侯国丞相利苍夫人辛追之墓葬，是西汉初年湘绣的集大成者，成为中国刺绣史上最为精彩、最为靓丽的一章。湘绣在清嘉庆和光绪年间得到发扬光大，有许多绣坊问世，以“吴彩霞绣坊”和“杨世焯绣坊”为代表引领湘绣风骚。中华民国二十四年（1935），《西湖博览会总报告书》所载绣品目录，湘绣占有半壁江山，出口量占全国绣品量三分之一强，高达80万银元⑩。

▲图3 湘绣《富贵长寿》（内芯尺寸52厘米×101厘米，何相频作）

粤绣，是广东地区广绣和潮绣艺术的总称。同苏绣一样，粤绣也起源于女性闺阁之技，系移民岭南的中原移民之女所为。据唐人苏鹗《杜阳杂编》记载，南海郡14岁姑娘卢眉娘在1尺绢上绣出七卷《法华经》，唐顺宗叹其工技，谓之神姑。唐玄宗时，岭南节度使张九皋因进献绣品给杨贵妃有功而官加三品，可见唐代皇室对粤绣欣赏有加⑪。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英国女士伊丽莎白一世倡立“英国刺绣同业公会”，从中国广东地区进口丝绸和丝线，加工绣制英国贵族服饰。英王查理一世继位后，使广绣艺术传播到英伦三岛，被西方学者赞誉为“中国给西方的最美礼物”。清朝年间，大清帝国实行海禁政策，但是，粤绣出口通过“广州十三行”仍然远销海外。乾隆五十八年（1793），广州成立刺绣行会“锦绣行”专事粤绣营销。中华民国四年（1915），余德绣品《孙雀牡丹会景》，在美国旧金山举办的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获一等奖，被业内誉为“绣花王”，民间戏称绣花男人为“花佬”；民国十八年（1929），花佬莫傅精绣的《列宁头像》被苏联莫斯科列宁纪念馆收藏⑫。始于中原汉族地区移民后裔所传技艺，远播英、美、俄、意、法、西班牙和葡萄牙诸国的粤绣，因多民族交往而丰富，因多民族交流而多彩，因多民族交融而发展。可以说，粤绣是世界文明交流与互鉴史上的一朵奇葩。

限于篇幅，可以追溯到辽代中都燕京的京绣历史，可以追溯到明代松江地区的上海露香园顾秀历史，可以追溯到北宋都城汴梁的汴绣历史，可以追溯到汉代荆沙地区的汉绣历史，以及无锡精微绣、南通仿真绣、扬州刺绣、上海绒绣、夏布绣、高平绣活、红安绣活、西秦刺绣、麻柳刺绣、澄城刺绣等刺绣历史，本文暂不逐一探本溯源。

中国古代服饰文化是以中原地区汉民族具有农耕文化特征的服饰为主体，在漫长的历史演变中不断吸取北方游牧民族的服饰形式，加以补充和融合而来的。正是这些交领与圆领、衿带和纽扣、深衣和缺骻袍、冕旒与幞头、大带与銙带、舄与乌皮靴等分别隶属于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的服饰特征，它的相容并蓄，交相使用，才成就了辉煌、璀璨的中国古代服饰文明。对其研究与考察，为揭示中国古代文化、艺术、技术和各民族间的交流史，提供了详实而宝贵的资料⑬。这些特点从以上汉族地区流行的主要刺绣历史中便可管窥一二。

三、民族地区主要名绣的历史钩沉与文化交融

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各民族共同发展、巩固统一的伟大祖国的历史。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是先人们留给我们的丰富遗产，也是我国发展的巨大优势⑭。根据2010年第6次人口普查统计，全国共有1，370，536，875人，其中汉族人口为1，225，932，641人，占91.51%，各少数民族人口113，792，211人，占8.49%⑮。汉族民众创造出的刺绣类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上文已作简述，下面依然从历史联系与社会影响力方面，就少数民族创造出的主要刺绣类国家级非遗作简要分析。

“黎绣”可谓中国民族地区创造出的第一名绣。黎族现有人口1，463，064人，主要聚居在中国海南省，海外也有少量人口散居。黎族先民属于古代越族中的南越支系，古称“儋耳人”，为夏禹王的后裔，聚居在海南岛中南部⑯。黎绣历史在春秋时代成书的《尚书·禹贡》就有记载：“岛夷卉服，厥篚织贝。”⑰其中“岛夷”就是海南黎族先民儋耳人，“织贝”就是手工刺绣的木棉织品，见之《蔡传》所谓“今南夷木棉之精好者，谓之吉贝”⑱。秦汉时期，黎族“广幅布”驰名海内。唐宋时，黎族棉纺织技术已领先于中原汉地，并以“黎锦”“黎单”闻名于世。南宋周去非记载黎人为“妇人高髻绣面，耳带铜环，垂坠至肩，衣裙皆吉贝，五彩灿然”⑲。南宋范成大《桂海虞衡志》志器有云：“黎幕，出海南。黎峒人得中国锦彩，拆取色丝，间木棉挑织而成，每以四幅联成一幕。”⑳这也是关于黎族龙被和汉黎纺织技术交流最早的文献记载。宋末元初，松江府乌泥泾人黄道婆（1245—1330）作为童养媳流落崖州30年，向当地黎族妇女学习棉纺技艺，提升到“错纱、配色、综线、挈花”的新高度，回到松江府（今上海徐汇区）后大规模量产的“松江布”行销全国。可以说，“松江布”就是黎、汉两族纺织技术交流的结晶。

“壮绣”是中国民族地区创造出的第二大名绣。壮族现有人口16，926，381人，在全国少数民族人口中排名第一，主要分布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和云南省文山壮族自治州等地㉑。从考古证据看，最早的壮绣（壮锦同体）当是贵港罗泊湾汉墓出土的“黑地橘红色回纹锦”残片，大约已有2000多年历史。据历史文献推测，早在汉代有一种“峒布”，“细者宜暑，柔熟者可御寒”，曾经作为贡品上贡汉朝皇室，证明早在汉代壮族先民的纺织技艺就已经闻名中原汉族地区㉒。《唐六典》和《元和郡县志》所载斑布、吉贝布、都洛布、白苎布等有9种之多上贡朝廷㉓，笔者认为其中吉贝布来自隔海相望的古崖州，斑布等应该是古代壮族人民的织锈品。南宋范成大《桂海虞衡志》称广西左右江出产的织物为“羰布”，而南宋周去非《岭外代答》又称之为“绒布”，即“白质方纹，广幅大缕，似中都之线罗，而佳丽厚重，诚南方之上服也”㉔。这是周去非把“绒布”和中原汉族地区服饰“线罗”做了一个对比，认为都是佳丽厚重的上品。另一个可以佐证壮锈（壮锦）的历史依据是，宋神宗元丰年间，吕大防（1027—1097）任成都知府，设专业机构“锦院”，与秦惠文王时的“锦官城”类似，织锦4种，其中有“僮布”，即今之壮绣。因为，在宋代，壮族先民被汉文典籍称为“僮”，这似乎也从侧面佐证了民间认为蜀锦才是百锦之母。

“蒙古刺绣”，或称“蒙绣”，是民族地区创造的第三大名绣。蒙古族现有人口5，981，840人，在全国少数民族人口中排名第八位，主要分布在内蒙古自治区和新疆巴音郭楞蒙古族自治州、博尔塔拉蒙古族自治州等地㉕。蒙古族刺绣艺术是北方游牧文明的代表之一。在中华民族形成发展史上，商周时期活跃在北方边地的东胡、林胡当是蒙古人的先祖。春秋战国时期，赵武灵王从宽衣博带的贵族服饰，提升到国家战略层面的“胡服骑射”，是蒙古族服饰第一次与中原汉族地区的巨大互动。正如沈从文在说到洛阳金村韩墓考古发现的“银胡人”时认为：“几个人形的产生时代，从大量陶范花纹联系判断，当比赵武灵王采用胡服骑射时代早一些。和史传中说的胡服相近，产生存在却较早。因为胡服虽无当时实物形象可证，较晚一点反映于汉代匈奴族青铜饰物上和汉石刻上形象尚比较完整，同样还是小袖而衣长齐膝。在我国西北部，这种衣服式样始终变化不大，直到唐代，突厥、回鹘族衣着与此还极其相近。”㉖

另一佐证是应劭《汉宫仪》记载的“貂蝉冠”始于赵武灵王作为国策推广的“胡服”：“武灵王效胡服，以金瑶饰首，前插貂尾，为贵职。”㉗这个汉代的貂蝉冠记录了胡服对三国时期宫廷服饰的深远影响，体现了草原游牧文明与中原农耕文明的交流与互鉴。元代（1271—1368）蒙古族曾在中书省大同路弘州（治所在今山西大同市与河北省阳原县接壤地带）建立“纳石失局”，从国家层面推广蒙古族织金锦。意大利人马可·波罗云游元大都时见识蒙古人的织金锦后曾感叹：中国是金碧辉煌的神奇国度。《蒙古黄金史》曾记载蒙古军队曾经用大批的织金锦作为军帐，金光灿灿，连锦数十里，堪称世界军史奇观㉘。在今内蒙古赤峰市辽国公主墓出土的蒙古织金锦和金冠饰（见内蒙古博物院藏品），以及从内蒙古四子王旗征集的蒙古织金锦辫线袍（见中国民族博物馆藏品），还有元代红地龟背团龙凤纹纳石失披肩和罟罟冠（见故宫博物院藏品），可见元代蒙古黄金家族的纳石失之盛、之奇、之美。

民族地区第四大名绣，当属维吾尔族艾德莱丝绸织染技艺（洛浦县）、花毡织造技艺（柯坪县）、地毯织造技艺（洛浦县）和花毡、印花布织染技艺（吐鲁番市）。维吾尔族现有人口10069346，在全国少数民族人口中排名第四位，主要分布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㉙。古代新疆是中西文明的交汇地，在西汉张骞出使西域前，民间丝绸之路已经繁盛了数百年。在新疆和田地区洛浦县山普拉乡出土的5块氍毹（现藏洛浦博物馆），年代大约为春秋战国时期。北京大学历史语言学家段晴教授解读其上的文字是古于阗文，其上的图案是《吉尔伽美什史诗》恩基都、伊什塔尔、赫尔墨斯、佩尔塞佛涅等多民族神祇一齐登场的多元神话故事，是西域文化、波斯文化和希腊神话在出土毛织文物中的交响曲㉚。这是迄今新疆考古发现最早的纺织类出土文物，又在艾德莱斯绸的原产地，著名的丝绸之路北道上。在新疆尼雅遗址出土的明星文物“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是汉代至两晋时期的蜀锦，也应是丝绸之路而来的代表性贸易品。

从汉文典籍记载推测，艾德莱丝绸染织技艺与苏杭丝绸织造技艺乃“一母同胞”，其纺车、缫丝和织布机与苏杭基本相似，只是图纹与染色有古代西域文化之特色。《汉书·西域志》记载：汉武帝元封六年（前105），细君公主远嫁乌孙国王猎骄靡，为右夫人，共三年，在她出嫁时，汉武帝“汉元封中遣江都王建女细君为公主，以妻焉，赐乘舆服御物，为备官属宦官侍御数百人，赠送其盛，乌孙昆莫以为右夫人”㉛。细君公主何许人也？宗室江都王刘建之女也。汉武帝册封其为细君公主，代嫡亲公主远嫁乌孙王和亲，挟制西北部强敌匈奴。其丰厚的嫁妆来自江都，即今之苏杭地区的“舆服御物”，其众多的制作仆从“数百人”，应该包括制作丝绸的工匠等等。细君公主有一首著名的《悲愁诗》也可佐证：“吾家嫁我兮天一方，远托异国兮乌孙王。穹庐为室兮旃为墙，以肉为食兮酪为浆。居常土思兮心内伤，愿为黄鹄兮归故乡。”㉜细君公主诗中的“穹庐”，即新疆牧区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塔吉克族等游牧民族的“毡房”。诗中的“旃”，即新疆牧民们常用的挂毡或坐垫。西汉的乌孙国，是西域三十六国之一，位于今天伊犁哈萨克族自治州一带。所以笔者推测，新疆地区的四项织绣类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与苏杭地区的丝绸织造技艺关联密切，它们是西汉汉族地区与西域回鹘人、乌孙人、匈奴人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见证。

在充满文化自信、有着海纳百川胸襟与格局的唐代，艾德莱斯绸（维吾尔语），是先染后织的丝织品，被长安一带的汉人称为“胡锦”，因为从事艾德莱斯绸贸易的突厥人或回鹘人高鼻深目，蓄大胡子，故而得名。唐初著名高僧玄奘在《大唐西域记》里记载了于阗国瞿萨旦那王迎娶“东国之君”公主的故事。黄文弼认为：“东国之君为鄯善王，鄯善西与于阗为邻，鄯善王尤还为中国外甥，先有桑蚕，极有可能。”㉝宋人欧阳修、宋祁所著《新唐书上·西域传》更为详实：“于阗初无桑蚕，丐邻国，不肯出，其王即求婚，许之。将迎，乃告曰：‘国无帛，可持蚕自为衣。’女闻，置蚕帽絮中，关守不敢验，自是始有蚕。女刻石约无杀蚕，蛾飞尽得治茧。”㉞历史上，鄯善国在吐鲁番盆地东部，是与大唐王朝贸易往来的桥头堡，是沙漠戈壁中偶有雪山水浇灌的绿洲，但气候与地理条件不适合养蚕种桑，然而地处南疆的于阗（今新疆和田地区）气候与地理条件就非常适合农桑，所以《大唐西域记》和《新唐书·西域传》所载，应是唐代汉民族与维吾尔族、哈萨克族等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信史，桑蚕谱写了民族和亲的美丽佳话。

元代，以成吉思汗为代表的“黄金家族”非常重视丝绸织物的生产与销售，设置了织染局、绫锦局、中山局、真定局、弘州纳石失局和大名织染提举司等众多官办管理机构，在西域于阗就设置有织染局，全称是“于阗织染杂造人匠都总管府”，专司“拈金番缎”的生产与销售。在新疆乌鲁木齐元墓出土的织金锦，采用捻金和片金织造而成，基本上可以判断为“拈金番缎”，产地是否来自西域于阗，有待考证。以满汉八旗为主导的清代，改建“和阗直隶州”，设置桑蚕局（在今新疆和田地区），比户业桑，桑荫遇野，丝绸业得到极大的发展㉟。可以说，艾德莱斯绸见证了汉族、维吾尔族、蒙古族、满族、哈萨克族文化长达2000余年的交往、交流、交融。

同样历史悠久、同样精彩的满族刺绣、苗族刺绣、土族盘绣、水族马尾绣、彝族刺绣（图4）、瑶族刺绣、羌族刺绣等刺绣类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限于篇幅，不再逐一展开论述。

▲图4 云南楚雄彝族刺绣（局部，王羿供图）

结语

从刺绣的考古文物和中华民族的文化交往、交融、交流历史看，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只有坚守中华民族文化立场，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以文载道，以文传声，以文化人，才能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不断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和影响力，增强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共创共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作者简介：覃代伦 中国民族博物馆非遗部主任，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民族民间美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