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村与民间故事保护

刘守华

［摘要］本文以河北耿村和湖北伍家沟村一北一南两个故事村的故事传承保护为例，论述了当下迫切需要关注的民间故事传承人和故事村的保护问题。作者认为，对故事传承人的关怀与保护，对故事传承活动的激励，是故事村建设的关键所在。而保护故事传承人不仅要在物质生活上的给予其必要的保障，更重要的是要记录整理他们的口述故事并对其进行理论研究。
［关键词］　故事传承人；故事村；保护

    在中国第一个文化遗产日来临之际，国务院公布了列入国家首批保护名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518个项目，其中民间文学占31项，而民间文学中数量最多的又是传说和故事。传说有孟姜女传说、白蛇传传说、梁祝传说、董永传说、西施传说、济公传说等6项，故事有河北耿村故事、湖北伍家沟村故事、湖北下堡坪村故事、重庆市走马镇故事、辽宁古渔雁村故事、辽宁喀左东蒙民间故事以及辽宁谭振山故事等7项。由于中国各族民间传说、故事积累之丰厚与流行之普遍，相信经过进一步普查之后，会有更多的口头传说、故事项目进入国家和地方的保护名录之中。
    本次名录中的耿村故事、伍家沟村故事等名字我们并不陌生，它们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全国普查民间文学、编纂民间文学三套集成（故事集成、歌谣集成和谚语集成）显现的成果。那次在全国范围内普查民间文学，除采录到大量民间文学作品外，还发现了一大批出色的故事讲述家（粗略统计达9900多人）和一些故事家比较集中、故事蕴藏量较大的故事村，如河北藁城县的耿村，湖北丹江口市的伍家沟村，重庆市巴县走马镇等。这些地方的故事讲述活动及采录发表的大量作品，深受国内外学人的赞赏，它们这次进入国家首批保护名录，即据此而来。
    中国的民间故事讲述活动遍及城乡（特别是乡村），过去可以说时时处处都有人讲故事，也有人听故事。故事以散漫的形式紧密伴随着人们的生活。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启研究民间文学的新兴人文学科之后，相关学人最初是东鳞西爪地零星采录歌谣故事，进入80年代之后，才注意到传承民间文学的杰出个人，于是对一些民间歌手、民间故事家的口头文学财富进行集中采录整理，出版了《金德顺故事集》、《刘德培故事集》等一批口头故事专集。
    这些故事书的问世，使民间故事传播的广度和深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那几个民间故事村，实际上也是以他们的故事讲述活动作为标志和支撑建立起来的，如耿村的靳正新，伍家沟村的罗成双，下堡坪村的刘德方，走马镇的魏显德，辽宁喀左东蒙的武德胜等。这样，我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民间故事这一类项目的保护，就不能漫无目标地泛泛而论，而应围绕民间故事传承人和故事村来展开了。
    先让我们看看南北两个故事村近20年来走过的道路。
    河北藁城县的耿村民间故事，在这次宣布的首批保护名录中占有显著地位。耿村作为故事村受到文化界的关注已有长达18年的历史，2006年初出版的《耿村一千零一夜》6册，收录故事1100多篇，是迄今问世的关于耿村故事最完备的一个本子。一直主持耿村故事采录与研究工作的袁学骏于2005年11月完成的《论耿村文化生态》，对这儿的民间文化生态作了清晰介绍和中肯评述。他告诉我们，耿村居民共1200多人，其中会讲故事、构成故事家群体的约占1／5即200多人。最著名的大故事家靳正新能讲述800多篇故事。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围绕编纂中国民间文学集成在这里普查故事资料开始，地方文化部门先后搞过11次普查，还多次举办过故事比赛和给故事家命名等活动。这期间的民间故事及其讲述态势发生了许多变化，袁学骏将这些变化概括为6个方面：一是故事家自己的故事在反复讲述中发生了变化，主要是篇幅长短变了；二是故事下传到另一个人或几个人那里，因人而异发生了新的演变；三是对主人公张冠李戴，改变了故事的背景；四是打破已有的故事套路，追求故事形态的新鲜感；五是出现了许多个人的原创之作；六是发现了一些正在酝酿形成但尚未定型的故事胚子，既有新人新事方面的，也有对旧人旧事的重新构造。
    据此，袁学骏写道：“作为耿村故事村现象的追踪者，我发现耿村故事像长河流水一样不断向前，故事传承的长链正在随着时光延伸。新人新作品不断出现，有人曾预言十年、二十年后耿村故事就会消亡，现在看来言之过早。”“耿村的文化现实证明，口头文学的群体生态是在滚动中发展的。犹如滚雪球，虽然越滚越大，但滚动中总有失落。”
    笔者曾于1991年5月前往耿村作过实地考察，那时耿村故事活动正呈现出一片红火景象。近日读到新出版的《耿村一千零一夜》，除对许多熟悉面目所讲故事感到十分亲切之外，特别是对180篇新故事留下了深刻印象。这些故事取材于当下社会生活中的官场、商场、婚恋、公安，或智慧机巧，或呆傻愚拙，或奇遇巧合，既散发出传统民间故事引人入胜的魅力，又富有新的时代气息。它们来自人们的口头，经过了口头文学流程的锤炼和淘洗，是地道的口头文学，和报刊上那些按照流行格式粗制滥造的所谓“新故事”迥然有别，可以作为“新民间故事”看待。这些故事的讲述人中出现了许多新面目，由此可以清楚地感受到，耿村民间故事正如一道长河在奔涌向前。
    耿村故事之源在于他们拥有100人以上的故事家群体，袁学骏在论述其文化生态时说得好：“这里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巨大的立体的‘文化场"。他们虽然一家一户，但在讲述上互为主角，互为听众，互为师生，互为环境，互为资源，基本不存在什么功利目的，而是互相启发教育，共同自娱自乐。”可是自从作为“故事村”成名以来，各级政府文化部门和民间文学工作者就在这儿多次采录传承人的故事，将他们作为普通故事家、中型或大型故事家予以表彰，还评出故事夫妻、故事家庭等等，使他们讲述和传承故事的热情达到空前高涨的程度。一些故事家在家庭内积极传承故事，已经涌现出第二代、第三代故事讲述家。可见基于“文化自觉”，来自政府与社会文化界的扶持，对当地自发性的民间故事讲述活动发挥了有力推动作用。
    关于另一个民间故事村――湖北丹江口市伍家沟村的情况，2006年4月出版的《民间文化论坛》发表的周春的调查报告《村落讲述传统与社会变迁》也作了较为全面的介绍。伍家沟于上世纪80年代末期成为知名故事村以来，本篇是最靠近今天的一次综合评述。文章告诉我们，这个拥有200多户约900口人的小山村，可以称做故事家的人约占1／10。它的故事讲述活动先后出现过两个高峰和两个低潮。两个高峰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中期，以及　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的两个十年期间，前一个十年是大集体时代，后一个十年是改革开放以后。大集体时代在全国具有普遍性，此处不论。至于八九十年代的那十年，则由于伍家沟被文化界和政府文化部门树立为故事村之后，“伍家沟村的故事讲述活动从台下走到台上，从自发的零散的行为转变为自觉的有组织的行为，呈现出非常活跃的局面”。
    关于两个低潮时期，第一个低潮开始于20世纪60年代的“破四旧”运动直到“文革”结束，中国传统文化所遭受的这一厄运是人所共知的。后一个低潮发生在伍家沟成名之后，“社会价值观念的转变使伍家沟故事村由繁荣走向衰落。现代化的迅速发展和强劲渗透使伍家沟村自发的故事讲述活动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故事讲述传统的‘断裂"已经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
    在上世纪80年代开展民间文学大规模普查时所发现的一批民间故事村落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耿村和伍家沟这一南一北的两朵花。我曾就它们的特点写过这样一段话：“河北耿村故事内容广博，现实感强，讲述形式生动活泼，具有以儒家思想伦理为主导的中原文化浑厚特色。湖北伍家沟故事，受武当山道教信仰渗透，染有神秘幽玄的道教文化色彩。它们是南北辉映的两个民间故事村，是中国民间文学百花园中的两朵奇花。”笔者曾赴这两个故事村作过田野考察，向海内外撰写过介绍它们的文章，平时也十分关注有关它们故事讲述活动的信息披露。这两个故事村还有其他乡村的民间文化生态，以及学人就这些地方故事讲述活动所展开的讨论，给我们现在研究在全国范围内实施进一步保护工作提供了极有价值的现实基础与学理依据。
    关于伍家沟村故事讲述活动的衰落，曾引起各方面的关注，笔者也发表过有关振兴这个故事村的意见。联系它的历史传统来看，我以为一个重要原因是当地道教文化传统的中断。伍家沟位于湖北道教圣地武当山北麓，它的故事讲述传统深受武当道教文化影响，生长在当地又长期从事武当民间文化研究的李征康对此讲得很清楚：
     武当山，自唐代贞观年间始建庙宇，经过宋元两代扩建，至明代，已成为全国重要道教圣地，湖广一带朝山香客长年不断，宗教节日特别多。正月初七，为老鼠嫁女日；正月初九，眼光节；正月十三，杨心忌（祭祀宋代杨家将）；二月初二，龙抬头；三月初三，真武大帝生日；四月初九，张三丰生日；五月初五，龙华会；六月初六，龙王晒皮；七月初七，乞巧节；七月十五，鬼节；八月十五，中秋；九月初九，真武大帝得道成仙飞升日；十月初一，阳春……在这些节日里，百姓总要集合，赴武当山庙内敬香，每年香客不下二百万人次。香客来自全国各地，武当山也就自然地成为民间文化，特别是传播道教文化的中心。所以在伍家沟有关此类的故事相当多。（李征康录音整理，1989：25）
     上世纪50年代以后，因兴建丹江水库的缘故，武当山道教活动中心偏离了伍家沟村；加上道教信仰的普遍淡化，伍家沟村的故事讲述活动随着当地社会文化生态的巨变也就趋向衰落了。这和河北省的耿村作为一个集镇，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而人气更加兴旺、民间文化随之更富活力的情况有着明显差异。
    伍家沟村由于历史地理原因造成的传统文化生态的改变，使得故事讲述活动趋向衰落，固然有着上述无可奈何的因素，可是这里和耿村的工作相比较，差距也是明显的。地方政府虽然投入了数量可观的资金用于修路和修建“故事堂”等等，却没有在激励和扶持故事传承人方面采取什么积极措施，使他们完全处于消极被动状态，加之居民忙于出外打工，故事传承便趋向断裂了。可见，对故事传承人的关怀与保护，对故事传承活动的激励，是故事村建设的关键所在。
    就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总体形势而言，讲述故事的口头文学活动急剧衰退，它所依存的社会文化生态已经残破，很难完全修复重建了。讲故事是农业、手工业社会最受民众喜爱的文化娱乐活动，它可以灵活穿插在许多生产活动之中，在休闲时更是最为方便的娱乐事项，还是孩子们接受社会化和地方知识教育的良好形式。德国著名哲学家本雅明于1936年发表《讲故事的人》这篇见地新颖的文章，他断言人们讲故事的天赋是在农业和手工业环境中培养起来的，它需要讲故事人心、眼、手的高度协调，因而“千百年前在最古老的手工业生产氛围中编织起来的讲故事的艺术，到如今渐渐经散纬脱的原因就在这里”。本雅明所说的这种情况对欧洲工业社会取代农业、手工业社会时的文化变迁情景是适合的，中国的社会转型不仅比欧洲许多国家晚得多，情况也复杂得多。中国的故事讲述活动不仅在旧时代，直至新中国成立，社会生活发生巨大变革的上世纪50年代，依然十分活跃。
    本来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在70年代末结束“文革”动乱岁月之后就大步迈开了，但其广度与深度在短时期内远远未打乱乡村社会的传统文化结构，民间口头文学依然呈现出较为活跃的态势。一位美籍华裔学者丁乃通于80年代初期访问中国湖北之后，曾写成一篇文章，论及当时中国乡村民间文学，他说：
     我认为，理解这一罕见现象的关键在于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的独特发展方式，中国没有出现农村人口拥入城市而使农村陷入一片衰败的景象，如戈德史密斯《乡村》、华兹华斯《米迦勒》、哈代《德伯家的苔丝》所描绘的那样。在中国，尽管他们可能受聘于制造业、采矿业、运输业和商业，但大多数中国农民仍留在他们的村子里，没有人离开家园在新奇的城市里遭受贫穷、纷扰和轻视。他们在熟悉的环境中与朋友和邻居一起学习现代化，不需要经历激烈分化或根本变化，因此，大量保留了与这种生活方式相一致的传统的民间文学……尤其是那些首先立意追求娱乐和教育的永恒价值的东西，比如故事、传说、笑话、摇篮曲和谚语等。
     丁乃通认为，中国的工业化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化的道路不同，它没有完全打乱乡村社会结构，因而作为乡村群体自娱自乐的民间文艺也就仍有生存活力。他的论断就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情况而论是切合实际的。虽然90年代的民工潮给中国城乡生活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他将中西社会变革的不同情况进行对比来考察民间文学状况的方法仍有其可取之处。
    现在说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有关民间故事（含神话、传说）的保护问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就热切关注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事业，但怎样进行保护，却有着多样化的理论与实践的探索，并没有形成一个公认的成功模式。芬兰是一个在保护民间文学遗产方面有着许多成功经验的国家。该国著名学者劳里?航柯于1986年来中国访问，热心向中国介绍这方面的经验与方法，他将民间文学的保护工作概括为八个字，即鉴别、保护、保存和传播。他说：
    “把活生生的民间文学保持在它的某一自然状态使之不发生变化的企图从一开始便注定要失败。可能被滥用或被适当地加以保存和保护的，不是民间文学说唱表演，而是说唱表演的记录。
    大部分档案材料长期死寂地躺在那里，使其复活的唯一办法是查阅。民间文学财产的“第二次生命”的标志是人们想利用它们……也许可以这样说，只有对做成文件的民间文学，即“从民间文学衍生出的作品”，才能够实施有效的保护，而活生生的民间文学，传承人心目中的、在演唱过程中以千变万化的方式表现出来的主题和思想是无法直接保护的。因为它随着个人的社会生活而存在、变化和消亡，而其方式又不能从外界加以控制。”
     可见他所说的对包括口头讲述故事这类民间文学的“积极保护”，主要就是把它们录音、录像，制作成文件由档案馆、博物馆妥善保护，保持其真实面貌，便于人们广泛使用。我们可以把这叫做“静态保护”，芬兰在这方面积累的宝贵经验受到世界各国的高度重视，自然也是我们应该认真吸取的。可是就中国情况而论，不但民间文学的深厚传统有自己的民族特色，从新中国建立特别是迈步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的民间文学事业发展也有自己的独到之处，这样，我们探讨民间文学、民间故事的保护就须立足于中国实际来另辟蹊径了。在我们所论及的民间故事的抢救与保护方面，上世纪80年代以来实施的给故事传承人和故事村命名的做法经过了约20年的实践检验，完全可以作为理论研讨与试行的基础来对待。
    中国的民间故事浩如烟海，就从记录成文的文本而言，到1966年“文革”之前所积累的故事资料大约就有10万篇左右。编纂《民间故事集成》采录的文本粗略估计为183万余篇。原生态的故事和故事讲述人遍地都是，如何抢救和保护便成为一个颇为繁难的课题。上世纪80年代中期，乌丙安教授借鉴日本学界成果，于1987年发表《论民间故事传承人》的论文并指导辽宁省一些民间文艺学家采录出版《金德顺故事》等一批故事家口述故事专集，随后就有了刘德培、魏显德等许多人的故事专集陆续问世。到我于1988年发表《文化背景与故事传承》，所论及的全国知名故事家已达30余人。到《中国民间故事集成》首卷于1992年正式出版时，在《总序》中宣称，当时在普查中发现的能讲50则以上的故事讲述人共有9900多人。其中只有少数被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和省市民间文艺家协会命名为全国和省市故事家，其余的人仍以普通居民的身份生活在群众中间。
    正是由于拥有一批优秀故事传承人，讲述故事的风气特别旺盛，人们才把那些村落叫做故事村。以进入首次保护名录中的七个故事村为例，那些出色的故事讲述家就是支撑它们的骨架，也是它们的标志，这些传承人和普通的道听途说转述者不同，他们不仅记忆和讲述的故事数量多，而且以其完整生动性显示出故事的艺术魅力；他们往往在传承中包含着一定程度的个人创造，所讲的故事也往往高人一筹，点染着个人思想情趣和语言的鲜明色彩；他们积极主动地吸收和传承故事，甚至将自己的生命和故事融为一体。人们称他们为“故事篓子”、“故事迷”或民间文学的“泉眼”，是毫不过誉的。我们所讲的民间故事保护，关键就是保护这些传承人。从多年的实际情况来看，由于这些传承人生活在底层，而且常常承载着家庭的苦难与不幸（这是他们喜爱故事的动因之一），所以首先要在物质生活上给予必要的保障，使其能有较好的条件投入故事传承。但不能以此为满足，还要特别注意按照民间文化生态要求，使他们能在适宜的环境中开讲故事、传承故事。现在一些地方对生活困难的故事讲述人给予适当的经济补助，这自然是值得称道的，但在提供传承故事的良好条件方面却较为忽略，应做切实努力予以改进。
    保护故事传承人的另一方面工作是采录他们的口述故事和进行理论研究。从金德顺、刘德培到靳正新、谭振山等，正是由于近20年中出版了他们的故事专集，并有学者纷纷撰文予以评述，才使他们的杰出艺术才能和文化价值知名于世，由此打开了人们的文化视野。这一领域的学术成果具有较充分的原创性因而值得我们引为自豪，但也存在许多不能尽如人意之处。出版社出于各种因素，对编辑出版这类文集还未给予应有重视。采录写定故事家口述故事的工作还远未达到民间文艺学科学标准的要求，目前只有辽宁、湖北、河北等少数几个省编印了这样的故事集，其规模十分有限。至于研究、评论和宣传，就显得更为乏力了。
    这里需要特别提出的是，目前进入国家名录的几位故事传承人，在中国各族民间故事海洋中不过是冰山上露出的一角。在即将展开的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更大规模普查中，我们应以更科学和更细致深入的工作，发现和确定更多的民间故事传承人。传承人的分布状态虽是长期自然生成的，但从有利于推进民间故事的传承保护出发，在命名民间故事传承人时，应力求使他们在地域分布上较为合理。
    就中国情况而论，将我们已经付诸实施的发现评定民间故事传承人和民间故事村的工作结合起来，清理近20年来所走过的道路，对我们自己的经验和教训给予科学总结，完全可以在民间故事这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上，探索出一条中国化的新路子。
    笔者在参加中国文化部主办、中国艺术科学研究院承办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论坛时，看到有关方面正在拟定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办法》草案，其中第10条的下述内容我以为是完全适合民间故事项目的。它们的内容是：
     用文字、录音、录像、数字化多媒体等手段，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真实、全面、系统地纪录，建立完整的资料档案。
    通过社会教育和学校教育等途径，使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后继有人，能够继续作为活的文化传统在相关地区或群体尤其是青少年当中得到继承和发扬。
     从本文对中国民间故事传承人和故事村现状的考察，笔者以为在保护办法中还应加上如下内容：
    “ 努力将故事讲述楔入传统节日活动、群众文化活动及旅游活动等等之中，使故事传承经常化，或单独举办故事节等，建构新的文化生态；
    努力改善民间故事传承人的生活处境，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建立故事传承人自己的行业协会，激励他们以多种方式积极主动地开展故事活动，改变过去完全依赖外部力量来推动的消极被动状态。” 
    湖北大冶县的部分农民，曾于上世纪80年代自己动手记录整理家中老人口述的故事，并自己编印成小册子散发。美籍华裔学者丁乃通见到后，十分赞赏，便撰写了《民间文学民间办――　一个新生事物在中国》的长篇论文在海外发表。我们现在应大力倡导这种“民间文学民间办”的精神和做法。
    美国于上世纪80年代，曾经由故事爱好者掀起过一阵讲故事热潮，以致故事学家宣称：“今天，美国重又迎来了讲故事的‘文艺复兴"时期”。（珍妮?约伦，1991）我想，在今天中国，更有条件创造出这样的局面，使中国民族民间传统文化得到复兴与发展。

（来源：《民间文化论坛》）

（编辑：江晓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