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大运河江苏段沿线戏剧是江苏运河沿线地区世代相传的文化遗产。在生态人类学视域下考察大运河江苏段沿线昆曲、京剧等戏剧传承状态，阐释其戏剧传承所呈现的文化、人与环境之间互动关系和所具有的“生生遗续、代代相传”之传承性，有利于促进保护运河文化遗存，延续运河历史文脉。在此意义上，关注非遗整体性保护理论与实践，提出非遗保护需要迈向生态人类学研究，迈向社会整体的生命实践的思考。

【关键词】大运河江苏段；戏剧遗产；生态人类学；生生遗续

大运河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创造的一项享誉世界的水利工程，它承载着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明，延续了我国的历史文脉，是贯通中国南北大地的一条文化形态多样、文化遗存丰富的运河，也是我国世界文化遗产地分布最多的运河。2014年6月，中国大运河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其中，大运河江苏段多处遗产区和遗产点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是运河文化遗产最为丰富的省份，而大运河江苏段沿线戏剧，历史悠久、种类繁多、表演技艺精湛，是江苏运河沿线地区世代相传的珍贵遗产。在生态人类学视域下考察大运河江苏段沿线戏剧传承状态，阐释其戏剧传承所呈现的文化、人与环境之间互动关系和所具有的“生生遗续、代代相传”①之传承性，有利于促进保护运河文化遗存，延续运河历史文脉。在此意义上，关注非遗整体性保护理论与实践，提出非遗保护需要迈向生态人类学研究，迈向社会整体的生命实践的思考。

一、生生遗续：运河戏剧遗产传承之生态形貌

“生生遗续”是彭兆荣教授在他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体系探索研究”中提出的代表性概念，他强调的“生生遗续”即“六生”，包括“生命之活态遗产的身体践行、生态之写于水上的文化遗产、生养之文化遗产的养育制度、生计之美味‘大羊’尚可馔享、生产之形制工作工具与功、生业之以生为业的世俗神圣”②六部分，凸显了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世代相承、生生不息的特点。大运河江苏段戏剧遗产，是维系运河沿线民众生活方式、生产方式、审美心理、民间信仰和民族情感的纽带，自古以来与民众的生存环境，包括生理特性、生活习性、生产方式、生养制度、生态环境密切相关，体现了戏剧遗产“生生不息”和“天人合一”的生态特性。

（一）研究语境及意义

“生生遗续”其核心内容是重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生态体系，关注文化、人与生态的互动关系的研究。

“生态”（ecology），希腊文是oikos，源于古希腊语，意为家（home）、房屋（house）、环境（environment）。具体是指一种生存状态，即各生物之间为了适应其所在的环境而保有的生存状态，同时，包括各生物圈内彼此之间复杂的相互关系、生物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③。从生态学角度生发出的这种认知，对从人文科学视域研究人类社会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④。生态学主要致力于有机体与周围环境的相互关系，即人与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研究。人类的生存同空气、土壤、气候、动植物种群发生着密切而复杂的关系，并产生一系列影响，可以说，环境与人类是相互作用的⑤。因此，涵养非物质文化遗产生存与传承的土壤和空间及其社会和文化生态环境，是整体性保护非遗的关键。

文化生态（Cultural Ecology），是“关于文化自然发展、存在状态及其性质的一个学术概念。表征的是文化如同生命体一样也具有生态特征，文化体系作为类似于生态系统中的一个体系而存在”⑥。文化生态的概念最初是由美国人类学家朱利安·斯图尔德（Julian Steward）提出，他将生态学的研究范式，引入人类学研究领域，认为“文化生态学所要研究的是由于适应环境所导致的文化变迁”⑦。美国当代文化人类学家罗伯特·墨菲（Robert F. Murphy）在此基础上指出：“文化生态理论的实质是指文化与环境——包括技术、资源和劳动之间存在的一种动态的富有创造力的关系。”⑧“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的新领域，文化生态保护极其重要，它强调了人与文化、人与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并运用生态学的学理来剖析文化。近年来，文化生态学的研究方法在文化遗产保护等领域得到广泛运用。”⑨实际上，早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就强调了非遗的整体性保护理念，包括保护遗产持有者、生存环境、技术和生态；强调不但要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传承，更要保护其所依赖、生存的自然环境，包括遗产的存在方式和存在过程，以及所蕴含的价值观念及其文化生态观⑩。基于此，从生态人类学的视域审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生态，对今天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整体性保护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20世纪初，马塞尔·莫斯（Marcel Mauss）、福德（C.D.Forde）、埃文思·普里查德（E.E.Evans-Pritchard）等西方学者对生态人类学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随着研究的深入，生态人类学逐渐发展成为人类学的一个分支学科。

目前，国内对生态人类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生态文明建设与民族社会经济文化互动关系研究、环境与人及文化之间的复杂关系，即民族地区人地关系过程中环境适应研究，包括各民族形成与发展的地理环境基础、民族地域分化与空间差异、民族地区主要生计类型的生态基础、多民族互动背景中的人地关系、区域环境变迁史、民族生态文化史、民族传统生态知识等内容。可以确定的是，人类学的理论对于探究自然、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有着长远的意义，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生态体系研究具有理论与实践意义。

由此，关注大运河遗产与文化生态的互动显得尤为重要且具有研究意义。特别是在特定语境中考察大运河江苏段文化遗产生态保护理论与实践范式及其意义，包括以大运河江苏段戏剧遗产生态人类学考察为个案，阐释大运河江苏段戏剧遗产传承的生态基础与形貌，更具当代研究价值。

（二）戏剧遗产传承的生态基础与生态形貌特征

水文化遗产是孕育大运河江苏段沿线剧种的自然基础。水是自然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所有生物的结构组成和生命的主要物质基础。“从全球范围讲，水是连接所有生态系统的纽带，自然生态系统既能控制水的流动，又能不断促使水的净化和循环。因此，水在自然环境中，对于生物和人类的生存来说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水在生命演化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人类很早就有了对水的认识，东西方古代朴素的物质观中都把水视为一种基本的组成元素。”⑪因此，水文化遗产之生态环境，促使了传统文化的产生与发展，孕育了戏剧遗产传承的生态样貌。

水文化遗产孕育了大运河江苏段丰富的戏剧种类。大运河在江苏省自北向南流经徐州、宿迁、淮安、扬州、镇江、常州、无锡、苏州8市，全长近690公里，全段共有7个遗产区和28个遗产点段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遗产点数量约占大运河全线的40%⑫，包括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分布于大运河江苏段沿线的戏剧遗产种类丰富、艺术形式独特，影响深远，堪称文化瑰宝，如昆曲、锡剧、扬剧、苏剧、淮海戏、梆子戏等各具艺术特色。其中，昆曲是我国现存最古老的剧种之一，有“百戏之祖”之美称，是我国首批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

水文化遗产内化了民众的民俗和艺术实践的创作心理，这是戏剧发展的文化生态。包括人类的智慧、思想、美德，它贯穿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知识体系。从社会整体的生命实践来看，人作为一个活的有机体，同样需要依赖自然中存在的水而存活，并因此才可以延续自身生命，乃至进行文化的延续⑬。因此，在这意义上，大运河江苏沿线戏剧遗产的传承是生命实践的谱写。这种以生命谱写的实践话语，不仅体现了由古而今的人类思想体系，更开启和孕育了人类精神的新时代。

从江苏运河沿线戏剧生存空间来看，大运河江苏段是时空交织的多层次、多维度的文化复合体。江苏地处长江流域，特殊的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形成了运河的文化内涵和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独特的自然生态环境，是孕育江苏运河沿线戏剧遗产的自然基础。

从戏剧传承历史维度来看，南京是六朝古都，历史悠久、文化厚重、经济繁荣，大运河江苏段是历史上江南运河的主体部分，其特色鲜明的淮扬文化、楚汉文化、吴文化等地域文化，在地方知识脉络中相互依存、相互阐释，形成兼收并蓄、包容多样和独具魅力的江苏运河文化。特别是随着古丝绸之路的开拓，大运河江苏段沿线戏剧遗产传播于各地，体现着大运河沿线民众的社会生活以及戏剧遗产传承的良好文化生态。其戏剧表演与当地民俗、生产实践、民间信仰交融，可谓生命之活态遗产的身体践行，使戏剧表演成为民族情感的纽带，乃至于在遗产语境中，呈现了大运河江苏段戏剧遗产生生遗续、代代相承的生态特征。

二、生态资源：运河戏剧遗产传承之载体

生态资源是运河戏剧遗产传承之载体。“生态资源可以被定义为，人类和生物在地球上生存的过程中所需的各类资源，如物质资源、空间资源、信息资源等，这些资源直接影响着人类和生物的繁衍和发展。”⑭厘清生态资源和生态环境的相互关系尤为重要。“生态环境的概念是指由生物群落以及非生物自然因素组成的各种生态系统所构成的整体，主要或完全由自然因素形成，并间接地、潜在地、长远地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产生影响。”⑮

江苏运河沿线戏剧遗产传承至今的有昆剧、锡剧、淮剧、扬剧、滑稽剧、淮海戏、柳琴戏、梆子戏等二十余种。其历史形成与传播、剧目与表演特点、班社与传承方式，植根于独特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其自然生态孕育了当地居民传统的生态智慧观念，内化了他们对自然的认知、价值观、知识、态度和技能；其人文生态环境是涵养江苏运河沿线剧种传承发展的土壤和空间。

（一）生态环境与戏剧传承个案分析

大运河江苏段沿线的古生态环境和生态人文环境十分丰富，自然生态包括水系、气候、土壤、生物多样性、湿地、水土保持、森林植被等，特别是水资源十分丰富。大运河水系绵延数千里，纵贯南北，滋养了运河沿线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生态环境。

人文生态环境大致可分为历史、政治、宗教和文化，包括民间祭祀、节日习俗、绘画、民间音乐、舞蹈、神话传说、曲艺、节日庆典、文学作品、祭祀仪式，等等。这是滋养、孕育、传承戏剧的基因、环境和土壤，是戏剧赖以生存和传承与发展的基本生态。其民俗文化事项，体现了人们对生命的认知及其生活态度、审美心理，构成传统的生态观念，这是江苏运河沿线戏剧传承与发展的基础和生态保护理念。其艺术生态中的精湛技艺是戏剧传承人为后人留下的珍贵的文化遗产。即是说，江苏运河沿线戏剧传承是乡民戏剧生活、生命认知、生产方式、文化生态的体现，是代代相承之“生生遗续”。这是戏剧传承与发展的基础，更是整体性保护戏剧遗产的关键。但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大运河的传统功能逐步衰弱，使得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生态环境发生变化。

1.个案一：昆山、同里镇等地的昆剧考察

笔者于2014至2015年两次赴昆山、同里镇等地考察，在昆山观看了《游园惊梦》，在同里镇观看了昆曲《浣纱记》。其中，《游园惊梦》一天演出两场，两场观众合起来只有五十余人。在现场笔者对观众做了调查，游客为30人，其余是当地群众。演出结束后，从对演员的采访中获知，一是演员们会演唱的曲目较少；二是昆曲的演唱本来是以苏州的吴语方言为载体的，许多年轻人和游客听不懂；三是剧团演出活动减少，新创作的作品少。目前表演的多为传统剧目，演员的培养及传承方式断裂，同时，艺术创作缺少资金来源。可以说，随着时代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文化生态环境影响了昆曲的传承生态，表演丧失了观众，以至多个剧团停止了演出活动。

2.个案二：南京高淳区漆桥村落的祭祀及戏剧

漆桥自古就有歌舞戏剧演出的传统。据考察，歌舞戏剧表演习俗是伴随着古代祭祀活动而传承下来的。漆桥早期有民间戏剧班社十余个，剧种十余种，由于种种原因，至今保存下来的班社很少，其中具有代表性的班社有春福班、马荣福班、全福班（新全福）、高淳县锡剧团。目前，传承下来的有目连戏、徽剧、京剧。在20世纪30年代，漆桥老艺人芮嘉士饰演徽剧，他们教村民学戏，每年祭祀节日的时候都演出，一直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但很少去外地演出。村民们通过戏剧，邻里和睦相处。20世纪末，随着古村落乡民的迁徙，很多古老的祭孔仪式、戏剧已被人们渐渐遗忘，戏剧演出便停止了。究其原因，一是乡民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变化，年轻人迁移城市居住，古镇留下来的多为老人，使得他们的生产方式改变，没有能力耕种，农耕变为养鱼、虾、螃蟹，并以此为生计生业来维持生活；二是戏剧传承人断裂，师徒制消失，人亡歌息。

通过上述大运河江苏段沿线戏剧传承的个案考察，探讨影响文化传承的诸要素：一是发现运河自然资源与戏剧表演技艺为一种经济关系，运河沿线乡民们为了维持生计而形成的演戏组织，因文化生态发生变化，其组织形式和演戏活动也发生变化；二是演戏活动建立在运河的经济活动之上，因社会变迁、运河功能的减弱而影响演戏经济活动，演戏传统发生断裂现象。以上两个方面的表象是环境因素作用的结果。因为文化是对特定环境的适应，当地居民极大程度地依赖运河的资源过着演戏的生活。

今天，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的启动，乡村旅游的迅速发展，村落演戏传统开始复苏，同时，国家启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工程，运河沿线的戏剧遗产得到了保护。特别是随着自然、人文等生态发生变化，基于水上的文化遗产与水密切相连，生命之活态遗产的身体践行、生养之文化遗产的养育制度，使得戏剧遗产有了传承的基础。

（二）生态环境与人类传统技艺传承的认知

生态人类学所探究的问题主要可以分为两方面：首先，地球是目前已知的唯一孕育和支持生命的天体，人类生存在地球上，与地球上的土壤、水系、气候，以及数以万计的动植物种群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其次，生态环境的诸多因素或促进或制约着人类的生存与发展。人类在漫长的演进过程中受生态环境的影响。生态人类学在发展进程中产生了几种方法论和理论，并试图通过这些理论探讨人类群体如何调适自身，以适应生存环境，并在此过程中形成相适应的风俗习惯。根据斯图尔德的观点，生态人类学的主要目的是以一种唯物的观点来阐释人类社会文化是一种适应环境的产物，所以，斯图尔德不断强调自然环境或者说生态环境对文化及其演变规律的影响，并认为，“一个生态系统是指环境及构成它一部分的生命有机体之间的结构性及功能性的相互关系”⑯。生态系统较为复杂，可从不同角度不同层次进行考察。大运河是一个极为复杂的生态系统，就生态人类学视域探讨大运河江苏段戏剧遗产传承来而言，文化生存的关键在于保护完整的人文生态和自然环境，这是涵养江苏运河戏剧遗产传承发展的土壤和空间。纵观文化生态学的理论，不难发现，技艺、技术、人力资源、人力劳动、文化、环境几者之间，存在一种动态的、富有创造力的关系⑰。

首先，大运河江苏段戏剧遗产是一种地域性文化实践，是本土传承者与享用者实现其生存、生活、信仰与审美需求的独特方式，是他们为适应生态环境创造出来的戏剧表演形式，蕴涵了创造者的生命认知和审美追求。例如，昆曲发源于14世纪大运河沿线的苏州昆山，后经魏良辅等人的改良而走向全国，自明代中叶以来独领中国剧坛近300年，是中国传统戏剧表演艺术的经典。昆曲的兴盛与衰落和当时士大夫的生活方式、艺术审美、地域文化是一脉相承的。一方面，当时士大夫自身对生活的态度与生命的认知有着鲜明的个性，为昆曲注入了独特的文化品格，他们的闲适生活和对空灵境界的追求，赋予了昆曲舒缓、飘渺、空灵的音乐美学风格；另一方面，士大夫内心深处有对社会和人生的哀怨、悲凉的感受，使得昆曲在音乐、唱腔上带有惆怅、缠绵的情绪，与当时市民的需求格格不入，昆曲逐渐趋于衰弱。而到了清代乾隆时期，因为社会变迁、文化生态环境发生变化，民众的生存、生活、信仰与审美需求也随之发生变化，昆曲传承者与享用者不再喜爱昆曲。于是，昆曲便逐渐走向衰落。2001年，昆曲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2006年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以来，昆曲作为人类口头遗产得到振兴与保护，成为一种地域性文化实践得以传承。

其次，戏剧是一种技艺性文化实践，是传统技艺历史发展的体现。从运河沿线戏剧遗产精湛的技艺来看，是戏剧传承人为后人留下的珍贵的文化遗产。运河戏剧遗产传承人是遗产保护的核心，他们不但继承戏剧表演技艺传承至今，也延续了大运河江苏地区的文化精神，这是江苏剧种传承发展的生态文化基因核。如昆曲的委婉、徐州梆子的高亢、扬剧的细腻等，尤其昆曲是中国戏曲史上具有最完整表演体系的剧种，它是具有上百年历史的一种传统技艺性文化实践。昆曲最初是用苏州吴语方言演唱并传承，在传播过程中，与各地的方言和民间音乐相结合，形成众多的流派。各流派在戏剧表演程式、剧目内容、音乐唱腔、传承方式诸方面自成艺术表演体系。

苏剧，流行于苏州地区，由南词、昆曲、花鼓滩簧合流而成。苏剧的前身是苏滩，苏滩是江南滩簧的一种，原来称为“对白南词”，俗称“打山头”。20纪40年代初，苏滩正式成为苏剧。需要强调的是，通过研究苏剧的唱词、曲调与故事情节，可以看到苏剧与昆剧有着很深的渊源关系，许多表演苏剧的艺人都能够自如地表演昆剧。笔者在田野调查中发现，在昆剧逐渐走向衰落的时期，不少表演昆剧的艺人改演了苏剧。所以，苏剧表演艺术因吸收了昆剧的精华与养分而逐步形成了温婉、细腻、雅致的独特风格。

从昆曲、苏剧等剧种可以看出，江苏运河沿线戏剧表演生态构成了其戏剧传承发展与生态文明的关系，它得力于戏剧表演艺术形态、表现内容与生态功能的互动。即是说，运河戏剧遗产与生态的互动，其意义在于传统文化与环境之间动态的双向的互动关系，戏剧赖以生存的自然、社会、人文生态环境造就了戏剧传承生态观。这也表明它的实践内容、形态、功能和意义不是某个特定时间点上的，而是历史上创造、传承、积累、积淀而形成的。

鉴于此，开展大运河江苏段戏剧遗产生态人类学考察与个案分析，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第一，研究大运河江苏段沿线江苏剧种传承与发展的生态系统，对于构建中国戏剧遗产生态保护创新体系具有较高学术价值和人类学研究价值。第二，重视大运河江苏沿线戏剧遗产传承的生态学研究，包括戏剧的发生学、戏剧生态学，戏剧形态的内部结构（三位一体和多样共存）、外部结构（生态环境与功能互动）以及艺术表演学的新兴、交叉学科等研究，显得极为迫切。第三，以个案实证性研究做出“实验民族志”的解释和分析，即针对中国戏剧传承生态研究的缺失，开展具有填补空白意义的戏剧遗产传承生态学科理论体系研究，将成为一个特色。第四，在大运河江苏段戏剧生态环境、生态文明和生态伦理的生态学阐释框架下，关注戏剧表演形态、演剧模式、唱腔体系及其表演语境在生态系统中和时空上所占据的位置，并做出深度描述和解释，建构其理论体系极为重要；关注大运河江苏段沿线戏剧遗产与文化多样性、自然生态保持和谐关系研究以及对自然或生息环境的文化适应，从而达到整体性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态环境，实现可持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第五，大运河江苏段沿线戏剧演变历史提示我们，一则大运河江苏段戏剧遗产是一种地域性文化实践；二则戏剧是一种技艺性文化实践，是传统技艺历史发展的体现。这种文化实践体现了运河沿线戏剧传承生态与民众生活、生产、信仰、审美息息相关，呈现出运河沿线戏剧遗产的“生生遗续”之特征。要保护遗产生存的文化生态，才能世代相承，生生不息。此外，为确保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享用，同时对享用这种遗产的特殊方面的习俗做法予以尊重⑱，并在适应周围环境及与自然和历史的互动中不断得到再创造，它才能产生具有认同感和持续感的文化意义与社会功能。

三、生态保护：确保非物质文化遗产之生命力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的定义是“采取措施，确保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命力，包括这种遗产各个方面的确认、立档、研究、保存、保护、宣传、弘扬、承传（主要通过正规和非正规教育）和振兴”⑲，可见，确保生命力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核心。

确保非物质文化遗产生命力，目前主要的做法有两点：“第一，生产性方式保护，即帮助或引导与其相关的人，自觉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活动，并将其纳入现代经济活动体系中，以解决与其相关的人在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过程中的资金等需求。第二，生态保护，即社区传承，帮助或引导与其相关的人，自觉维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态系统，通过保持非物质文化遗产生态系统的稳定来确保其生命力。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本身就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生态系统的组成部分，所以非物质文化遗产生态保护本身就包含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的内容。”⑳

大运河江苏段沿线戏剧遗产在传承过程中，学术界不断在探索生产性保护方式和生态保护理论与实践，不断开展创造性的转化，寻求从传统到现代、从生存性、信仰性、生活性到审美性、当代性和产业性。例如，江苏泰州以“梅兰芳艺术节”为载体，对京剧的保护取得了一定的成果，自2009年始，“梅兰芳艺术节”举办了11年。泰州是梅兰芳故居，现有班社长期以来依然传承“梅派”京剧。梅兰芳在50余年的舞台生活中，精心钻研，勇于革新，创造了众多优美的艺术形象，积累了大量优秀剧目，发展和提高了京剧旦脚的演唱和表演艺术，形成了具有独特风格的艺术流派，世称“梅派”，深受国内广大群众的喜爱，并在国际上享有盛誉。梅兰芳的艺术成就，不仅对现代中国戏曲艺术的发展起到承前启后的作用，也推动了少数民族戏曲的发展。泰州通过举办艺术节确保了“梅派”京剧的生命力，其节日的举办不仅传承了京剧艺术，京剧表演成为“梅兰芳艺术节”的品牌，也带动了运河沿线城市的发展，美誉度也越来越高，既是全国戏迷日益向往的艺术盛会，也是泰州加快文化名城建设，进一步走向全国、迈向世界的艺术盛景。在具体传承方式上：一是泰州组建梅兰芳研究机构，为“梅派”京剧传承人立档、保存、保护、宣传；二是开展研究，自2009年始，由中国艺术研究院与泰州梅兰芳研究所共同举办“梅派”京剧暨学术研讨会，如“梅兰芳艺术的传承与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梅兰芳精神及传播国际学术研讨会”“梅兰芳表演体系国际学术研讨会”等，推动了泰州“梅派”京剧传承与发展；三是建立了传承人谱系。

从生产性保护的方式来看，江苏泰州以节日为载体引导京剧表演者，自觉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活动，并把其纳入现代经济活动体系中，促进了戏剧遗产剧目创作、表演传播和表演团体的发展，解决了在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过程中的资金等需求；从生态保护方面来看，即社区传承，帮助或引导与其相关的人，自觉维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态系统，通过保持非物质文化遗产生态系统的稳定来确保其生命力；从传承意义上来看，以提升梅兰芳文化品牌影响和丰富大运河文化内涵为主线，更加突出“梅派”元素，推动运河文化和戏曲文化融合，为传承“梅派”京剧做出了贡献。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地方剧种传承之意义来看，这是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提出的确保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命力与可持续发展理论的践行，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无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对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明确提出生产性和生态保护两种方式，实际上是强调整体性保护的生态系统，包括自然、人文生态环境，也包括人与社会、自然的互动。

结语

通过对大运河江苏段沿线戏剧遗产生态人类学考察，可归纳如下几点思考。

首先，运河沿线戏剧表演从为生存、生活、信仰与民俗的表演艺术到商业表演、文化表演乃至于作为旅游项目所进行的表演，其意义在江苏民众心目中不断发生变化，戏剧的传承观念与生态也在不断发生变化。戏曲正在从地域的文化走向行业的、艺术的、民族的、世界的文化。遗产时代与非物质文化遗产观念，给我们提供了对运河沿线戏剧变迁反思的机遇与参照，特别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评审：一方面让江苏地方戏剧传承人意识到地方戏所包含的超越地域与日常生活的民族的生命意义，从而增强了对本土文化的自信心和自豪感；另一方面，也让地方戏曲传承人对遗产传承意义与生态演变有了清晰的认识，从而加强了对本土文化原旨的思考和对本土文化传承的责任感。

其次，江苏大运河沿线戏剧遗产传承生态，不但形成了传统的、良好的文化生态圈，同时又形成了新的生态理念，这种生态理念是确保非物质文化遗产生命力的重要途径。在国家大力倡导并践行生态文明的今天，保护好江苏运河沿线珍贵的戏剧文化遗产，营造良好的戏剧文化遗产传承发展生态环境，努力将其营造为具有观赏价值的文化景观带和最有发展潜力的文化产业带，不仅可以更好地体现大运河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的价值，更是为整体性保护非物文化遗产理论与实践提供一个可参照的案例。

再次，强调了生态人类学对于非遗保护的当代意义，即强调以生生遗续为基础与自然共存。在笔者看来，非遗传承是社会整体的生命实践。尤其是其“当代性”意义，在于关注非遗整体性保护理论与实践。基于此，非遗保护需要迈向生态人类学研究，迈向人类未来的遗产学，迈向社会整体的生命实践。因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是孕育大运河江苏戏剧遗产的土壤，又是传承发展的基本环境，他们共同构成了大运河江苏段沿线江苏戏剧遗产传承生态系统，正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所强调的生态保护，有利于促进保护运河文化遗存，彰显运河特色风貌，延续运河历史文脉。

最后，通过对大运河江苏段沿线戏剧遗产传承的生态人类学考察，透视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整体性保护理论与实践，其整体性保护包括“生生遗续”中所强调的生命、生态、生养、生计、生产、生业，它关系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生命力，关系到中华民族世代相承的文化遗产生态的延续性，关系到滋养与孕育文化遗产的自然及人文生态体系的建构。

本文为江苏省文化艺术科研重点课题“大运河江苏段沿线戏剧遗产传承生态保护与发展研究”（项目编号：2020-KYC-19ZD04）、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建设基地“江苏大运河沿岸非遗保护与传承研究”（项目编号：2019-KYC-JSLWY00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 作者简介：

曹娅丽，南京旅游职业学院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研究所所长、教授，苏州大学应用技术学院特聘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戏剧人类学。

霍艳杰，南京旅游职业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文化遗产、旅游生态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