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研究“花儿保护”是“花儿学”的一个重要分支，而将数据挖掘方法应用于人文学科是近年来一种比较新颖的学术范式。两者结合之后，就可以对“花儿保护”的学术文献做一种“学科之学”的研究。在具体的应用过程中，可以使用知识图谱工具软件CiteSpace对20多年来所发表的有关“花儿保护”的文献进行关键词抓取，并形成关键词共现网络图、关键词共现时区图、关键词共现时间线图等可视化图形；再利用民俗学对民俗行为主题词词性的研究视角，回溯并找出这些学术文献中的关键篇目，将其与近些年来非遗保护的相关时代背景对照，就可以分析得出这一时间区域中“花儿保护”的热点话题、态势演化，进而可以尝试预测未来发展的新趋势。

【关键词】花儿保护；CiteSpace；热点；趋势

百年来，西北民歌“花儿”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吸引着国内外众多学者的关注，有关它的研究更涉及文学、音乐学、民俗学、人类学、民族学、美学等多个学科领域。在花儿研究的众多领域中，关于花儿保护与传承的研究一直是其中重要的分支。特别是2009年花儿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之后，花儿保护的问题也就更加凸显出来，成为花儿学界研究的热点话题。

在一门学科的建立与成熟过程中，“学科学”（学科之学）的贡献必不可少。之前，人文学者们对于学科学的研究主要采用定性的方式，综述其问题与方法。新世纪之后，数字人文的方法逐步进入人文学的研究领域，其中也包括了知识图谱工具的应用。这一工具能够将文献信息，利用图形学、数字化、可视化的技术，以更形象的方式呈现出来。基于这样的便利，本文在此也尝试运用知识图谱的技术，将2000年以来在中国学术期刊库中国知网（以下简称“CNKI”）发表的有关花儿保护论文收集完全，对花儿保护的研究文献进行系统梳理并提炼出若干重要问题，为日后进一步加强理论探索提供依据。

一、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在文献收集环节中的论文数据全部来源于CNKI。在步骤上，首先选择高级文献检索，以“花儿”和“保护”为检索词，进行“主题”检索。时间限定为2000年1月1日至2022年8月2日（2日为最终检索日）。通过检索，获得文献347篇，手动剔除与检索词无关联的文献后，最终获得有效文献304篇。

（二）研究方法

2012年，美国民俗学者詹姆斯·阿贝罗（James Abello）、彼得·布罗德韦尔（Peter Broadwell）和蒂莫西·坦盖利尼（Timothy Tangherlini）等联袂发表文章，明确提出“计算民俗学”（computational folkloristics）这一新概念。他们认为，计算民俗学是民俗学的子学科，并将其初步定义为“以计算机算法为研究方法的民俗研究属于计算民俗学”①。就方法论而言，它不同于“数字民俗学”（digital folkloristics），“计算民俗学”主要侧重于运用计算机算法来开展研究性分析，或基于现有数据库进行研究，或利用更先进的计算机技术改进现有数据库②，而后者主要关注在数字世界中出现的类似于传统民俗体裁，如传说、笑话等。在我国，“计算民俗学”已初现峥嵘：2017年，郭翠潇发表了题为《计算民俗学》的文章，为国内民俗学界介绍了这一新的研究方法；2021年，中央民族大学林继富、王祺发表《花儿研究的基本态势与热点问题的知识图谱——基于1999—2019年计量可视化分析》，他们采用计算民俗学的方法，借助CiteSpace软件对1999年至2019年的277篇花儿研究文献进行了知识图谱可视化分析，为花儿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与借鉴③。

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我们认为，随着学术环境的变化，民俗学者应尽快掌握新的研究方法，沿着“计算民俗学”的道路前行不失为一种好的选择。因此，本文以计算民俗学的相关理论为支点，以大数据研究法的思考路径为方法，综合运用文献分析软件CiteSpace（使用版本为5. 8. R3）可视化知识图谱绘制分析技术和CNKI提供的统计功能开展研究。利用该软件对于“关键词共现网络图”和“关键词共现网络时区图”以及“关键词共现时间线图”进行可视化分析，直观地呈现出文献中关键问题之间的联系，探索“花儿保护”研究中隐含的趋势及发展规律，从学科学角度为“花儿保护”寻找新的研究领域。

二、数据和知识图谱分析

（一）“花儿保护”为主题的发文量趋势

年度发文量可以直观反映某研究的发展趋势，图1为2000—2022年CNKI收录文献中研究花儿保护的发文量趋势图，由图可见自2004年开始，研究花儿保护的文献数量一直呈上升趋势。

▲图1 2000—2022年花儿保护研究发文量趋势图（杨柳制图）

这里的原因在于，“花儿保护”作为以政府为主导的文化实践活动，与文化政策的颁布与实施有密切的关系。2002年8月，原文化部经过反复实地调研论证，向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报送了第一份国家级传统文化保护法律初稿《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法》（建议稿），在这之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成为了社会的热点话题。在花儿保护方面，重要的政策不断出台。这其中的重大事件包括：2006年5月20日，花儿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2009年，花儿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201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以下简称《非遗法》）问世。当然，学术研究相对政策发布有时存在一定滞后，正如从图中可以看出2002年之后的两年数据比较平稳，但自2004年开始，学者们的发文量开始持续上升，到2011年，发文数量达到了22篇，其后围绕20篇左右波动，在后来的10年中形成了一个稳定的数量。

（二）花儿保护研究知识图谱分析

CiteSpace分析软件有很强的文献梳理能力，它通过计算机算法和交互式可视化对数据进行分析，能直观地显示某个研究领域在指定时期内发展的整体趋势。它的主要用途是：研究热点分析、研究前沿探测、研究演进路径分析、研究群体发现、学科/领域/知识交叉和流动分析等。我们在这里主要通过CiteSpace对关键词（keyword）节点类型进行分析，得出关键词共现网络图、关键词共现时区图、关键词共现时间线图，以基于关系的网络可视化方式回溯到花儿保护的关键文献，通过对这些文献的深入分析，既对已有研究成果进行通彻理解，又为花儿保护探索出新的思路。

1. 关键词共现网络图

聚类分析的研究方法是根据出现的高频的文献，用可视化的方式，采用分组的形式把高频率的词聚合在一个类别里，进行数据挖掘的一种活跃的文献计量和可视化的方法，依据词与词之间的共现强度，把一些共现强度较大的词聚集在一起，形成不同聚类。

关键词是对论文内容的核心反映，我们运用CiteSpace作关键词共现聚类，时间跨度为2000—2022年，时间切片1年，共得出节点333个，607条连线，网络密度（Density）为0.011。聚类模块值（Q值）和聚类平均轮廓值（S值）是聚类评价指标，一般认为Q>0.3意味着聚类结构显著，S>0.5聚类就是合理的，S>0.7意味着聚类是令人信服的④。通过分析得出：Q=0.7206>0.3，表明主题界限清晰，领域分化显著；S=0.8925>0.5，说明聚类分析合理、信度较高。通过研究得出的关键词聚类之间连通性较好（图2），呈现明晰的逻辑规律联系，同时伴有以热点关键词为核心向外延伸的趋势。这说明2000—2022年有关花儿保护的研究形成了较强的问题意识，这就有利于我们对花儿保护研究进行学科学的分析。

▲图2 2000—2022年花儿保护研究关键词共现网络图（杨柳制图）

从关键词的频次和中心性分析，研究者们所涉及的花儿保护的主题分布较为分散，出现频次在３次以上的关键词有30个（表1），其中出现10次以上的高频关键词仅有“花儿”“保护”“传承”“‘花儿’”“宁夏花儿”5个，分别出现55次、32次、32次、13次、11次。从词频密度上看，“花儿”（将表1中的第1与第4个词合并，达68次）以及“保护”“传承”是花儿保护的核心关键词，它们的中心性分别为0.64、0.3、0.21，明显高于其他词汇，因此以这三个关键词为中心构成了关键词共现的核心网络图，在CiteSpace中叫做“中介中心性”（Betweenness centrality），中介中心性超过0.1的节点称为关键节点⑤。

2. 关键词共现时区图

时区图的最大作用是帮助某个领域的入门者快速了解某个领域的发展脉络，预测发展方向。从2000—2022年花儿保护研究关键词共现时区（图3）可以看出，随着时间的延展，“教育传承”“发展创新”“政府”成为新的研究热点。

▲图3 2000—2022年花儿保护研究关键词共现时区图（杨柳制图）

在图3中，关键词愈趋向于上端、右端，它们出现得越晚，同时，我们也看到，连接线的右上极值到达的关键词是“活态传承”。“活态传承”（living transmission）属于非遗保护伦理原则的一部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伦理原则》第八条强调，“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动态性和活态性应始终受到尊重”⑥。因此，我们认为，这个关键词的出现与2003年之后，我国研究者对《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所规定的保护精神的理解逐步加深有密切关系。它在图中单独占据一个区域，由此可见，这是一个明显有区分度的问题，自然也是极重要的问题。

3. 关键词共现时间线图

关键词共现时间线图是将相同聚类的文献放置在同一水平线上，反映特定研究领域文献的时间跨度，从而共现关键词的时空领域背景。同时，将相同时间内的节点集合在相同时区中，能够反映在时间维度上研究的整体演变关系。时间线图往往比时区图更加细化，反映某一个聚类下的关键词在时间上的演化。图4为2000—2022年花儿保护研究共现时间线图，图中的图谱连线较为紧密，说明对于研究者所概括的花儿保护内容之间具有较强的关联性。

▲图4 2000—2022年花儿保护研究共现时间线图（杨柳制图）

从图4可以看出，在“花儿”这个聚类里，2006年提出的关键词“学术责任”，到2014年提出关键词“创新发展”，再到2021年网络新媒体迅速发展，关键词“网络传播”成了热门领域，这也说明花儿借助快手、抖音等一系列新媒体平台，进入社会化新媒体化的传播时代。

三、由关键词所回溯的重要文献解析

由于“花儿保护研究”和“花儿研究”不同，我们在对待这些关键词上需要采取不同的态度。2014年，刘文江发表的《西北民间祭祀歌中的神话范型、典型场景与主题》首次提出：与史诗的叙事主题大多为名词性词语明显不同，仪式歌手们往往通过动词或动宾结构的语词来命名仪式歌中的不同主题⑦，因为祭祀仪式中歌、乐、舞三者往往统一在一起，因此实践者对自己仪式主题的命名在词性上需要表现这种动作特征，以此和仪式表演的动作性相匹配。那么反过来，我们也能从动词和动宾结构词组的构成上观察到仪式具有动作性特征。

从这一研究思路出发，如果我们对以上抓取的“花儿保护”关键词进行分析，就会发现，在词性上它们同样有名词和动词（动宾词组）的区别，比如名词性词语有“宁夏花儿”“花儿会”“山花儿”“民间音乐”等。但花儿保护是重要的社会行动，且重点应在“保护”上，因此与它关联的关键词，在词性上应该与它相同，也就是动词或动宾词组。基于此，接下来本文将挑选出这些功能性的动词和动宾词组，对学者们关于花儿保护的关键文献进行分析。

在上述研究花儿保护的文献中，“创新”“旅游开发”“保护”“政府”“传承人”“教育”等研究热点的关键词被频繁提出。按照上面提出的处理原则，我们首先确定其动词和动宾结构的词法属性，接下来将数据引用率进行排名。通过与可视化图表的对比发现，引用率高的部分文章所涉及的关键词（词组）正好对应以上的数据热点。

（一）花儿经济与学术、艺术价值的“开发”

“开发”一词既指经济价值的利用和发掘，也指学术和艺术价值的利用与发掘。在有关“花儿保护”的研究中，“开发”一词最早出现在2006年，陈菊在《留住民族记忆的背影》一文中提倡我们要注重花儿艺术的开发⑧。而后众多学者就花儿保护和“开发”的关系在花儿文化旅游、花儿音乐教学等层面进行了探讨。

以“开发”为中心词而被引用频次最高的文献为2012年兰州大学欧阳正宇的博士学位论文《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研究》（被引165次），该文提出将莲花山“花儿”看作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产品，而以市场营销方式来开发的主张，通过旅游开发，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使用价值⑨，这是花儿保护在文化旅游开发方面的探索。关于其艺术价值的开发，有花儿音乐教学方面的学者分别从教材、课程等方面进行了阐述：2011年中央民族大学张爱琴以宁夏回族自治区的花儿乡土教材为例，指出花儿乡土教材在大中小学之间的开发使得民族文化得以更好地传承⑩；2013年宁夏大学赵文硕、卢小兵提出将宁夏花儿课程开发创新，通过花儿艺术与小提琴演奏结合，创作出带有本土特色的音乐作品⑪，为花儿艺术的传承和保护提供了借鉴意义。

也有学者有不同的看法，认为过度开发导致花儿原有的音乐特点丧失，认为应注重对花儿原生态的保护，文化旅游开发应当从经济效益的角度出发，但更要从弘扬传统文化的角度考虑；音乐教材开发、文献资料开发要注重保护民间艺术的本真性和完整性，无论是何种开发手段都要建立在花儿艺术本身的基础上，使它得到更好的传承和保护。

（二）花儿“进”校园

20世纪，法国学者皮埃尔·布迪厄曾提出“场域”这一概念，认为“场域”是有力量、有生气、有潜力的存在。我们认为，这一观念可以对应非遗研究中的“活态”概念。在布迪厄的理论体系中，教育是非常重要的场域。随着地区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民间艺术的传承也产生了场域的变迁。原来在乡野中表演传承的花儿也开始进入教育场域。通过数据抓取，本研究发现，花儿“进”校园逐渐成为花儿艺术传承的一种常态化发展形式。不少学者就此进行了阐述：2010年兰州大学周亮发表了《花儿的文学性与音乐性关系及传承研究》（被引41次），文中提出把高校教育作为花儿传承的新平台，需要将高校教育与民间传承结合来化解花儿生存危机的见解，并阐述了高校教育传承的优势和长远意义⑫。2021年西安音乐学院陈丽春以西安音乐学院图书馆为例，对馆藏的“花儿”音乐文献进行概述，阐述问题，提出建议⑬，为推动音乐院校民间音乐文献的建设提供了参考。西北师范大学申妍也就甘肃高校音乐教育对花儿传承的意义和推进“花儿”资源融入高校音乐教育的措施两个方面提出了自己的看法⑭。由此可见，高校传承是学者们为花儿保护找到的一种切实有效的途径。

学者们观察到，宁夏、甘肃的中小学也将花儿艺术纳入教育计划，借此加强学生的民族意识、培养学生的民族自信。如韩宏、韩煦从宁夏“校园花儿”的形成与理念、教学途径与方法、花儿教材的编写与收获三个方面，展示了宁夏为花儿保护所做的努力⑮。甘肃省和政县中小学开展了“花儿艺术进校园”相关活动⑯。学校作为花儿传承的重要场域，承担起了培养文化传承主体的重要责任，为花儿艺术的保护和传承起到了重要作用。

（三）花儿的“数字化”

2005年3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这一文件为我国非遗数字化的发展吹响了号角，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引导作用。花儿研究发展时间久远，涉及学科众多，且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着传承断档、文献资料不完整等问题，基于传承发展的迫切需求，先后有不同学者在花儿的数字化保护方面开展了研究。

2013年，兰州大学刘勐、胡文静发表论文《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发展的数字化探索——以“花儿”特色数据库为例》（被引22次），文章反思了花儿发展中遇到的问题，同时提出要在“传承的基础上发展”，尽快地进行数字化保护，并从六个方面进行了“花儿”特色数据库的构建，为花儿的研究、传承、保护、发展提供新的数字化公共平台⑰。2020年，青海师范大学李继晓、张海霞、张国霞发表了《区域视角下青海花儿数字化保护与传承——以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的青海花儿为例》，从青海花儿数据库构建与管理、数据库构建系统框架、搭建青海花儿自媒体展示平台、数字化保护与传承应注意的问题及优化策略等四个方面，探索青海花儿保护的新形式⑱。

制作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已列入名录的项目）的音像和数字资料，是《实施〈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业务指南》（以下简称《业务指南》）中鼓励的社会行动之一。花儿数字化保护迫在眉睫，我国学者对此问题的思考，同样是应对非遗保护的国际承诺，同时也为该项遗产的传播提供更便捷的渠道。

（四）政府“主导”

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一种公共资源，是构成一个国家或者民族内在精神的重要元素。花儿保护离不开政府，各地政府为传承花儿艺术给予了很大支持，例如举办的花儿艺术节、花儿比赛等，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花儿艺术的发展，为花儿保护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在我们所检索到的研究花儿保护的关键文献中，有不少学者就政府主导这一问题提出了建议：2015年西北民族大学晏周琴从花儿传承人参与度降低、花儿的传承时间与变迁了的农时相冲突、传承空间——花儿会场的转移等三个方面描述了花儿传承面临的主要困境。之后提出政府应充分保障民众的基本参与权、通过发展本地经济保护整体文化生态、为了保持文化本真而避免过度的商业化、重视和支持学者的调查研究工作等建议，这反映了政府主导下的“花儿”保护的重要性⑲。2020年，宁夏大学谢钰姣提出为解决宁夏非物质文化遗产出现的问题，应以政府为主导，完善保护机制；合理开发利用，注重创新驱动；突破传统观念，健全传承机制；树立保护意识，鼓励公众参与⑳。

非遗保护中政府主导的行为本身是指导性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第十三、十四条，《业务指南》的第六章也详细规定了缔约国政府在保护中所起的作用。但具体到各级政府，如何推出更有效的保护机制，同时充分利用公众、社会组织的力量，建立社区传承空间，还有许多路要走。例如，地方政府能否意识到非遗保护是一项与其他行政行为有区别性的工作，以及行政权力和个人权利（如知识产权）产生矛盾等问题。这方面的学术成果较少，还应该有研究行政管理领域的学者介入。

（五）保护中“创新”

花儿学家柯杨在《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之一——花儿的保护、传承与创新》中提出，花儿真正得到活态存续、传承和保护，还有许多工作要做；那种把保护与创新完全割裂开来，甚至对立起来的主张，是肤浅的、过时的，认为充分体现花儿浓郁韵味的、高质量的改编和再创作就是其中之一㉑。在社会高速运转、文化不断更迭的今天，民间艺术想要活态传承，就必须要创新，在这20年中有许多学者就创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2014年，西北民族大学齐敏敏提出想要顺应时代发展要求，实现“花儿”文化的产业化，“创新”才是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根本出路，并从继承与变革结合、词曲旋律的创新两方面发表了自己的见解㉒。2021年，中央民族大学陈怡如以花儿为研究对象，对短视频平台上音乐类“非遗”的传播特点进行探索，认为非遗的传播方式应该与时俱进，更多人的参与才能做到真正的保护和传承㉓。

实际上，通过前文的图4我们可以看出，“创新”一词在文献中自2011年之后，不断出现。但关联项却比较少。这说明在10年前“创新”更多的是概念。而到了2019年之后，与“创新”共现的时间线逐渐变长，关联项逐渐增多，尤其与短视频一词的串联，让我们见到了目前为止最重要的创新。这既有网络时代“国潮热”“非遗热”的社会背景，也有新媒介澎湃而来伴生的巨大力量。这种创新不期而至，令人欣喜。

（六）传承人的“保护”

中央民族大学祁庆富曾在他的论文中提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点是传承人”“传承人消失，原形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也就不复存在”㉔。2012年，宁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白景瑞通过对原州区花儿传承人进行普查，指出宁夏地区“花儿”传承人面临生存危机、无暇再唱花儿；花儿的生存和原生环境遭到破坏；老龄化严重、面临断代危机；受传统观念影响，女性花儿传承人稀缺等问题和解决方案㉕。2018年，北方民族大学马海龙通过对宁夏山花儿传承人的深入调查，了解传承人成长历程和他们的传承活动以及当前现状，提出培养和保护宁夏山花儿传承人的建议㉖。为解决花儿传承“后继无人”的问题，国家级花儿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马金山创办了花儿艺术学校，通过培养传承人，让花儿一代一代传承下去。传承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承载者和传递者，为了更好地保护传承人，政府及相关部门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保障传承人的权益，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对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和传承。

在图3、图4中可以看出，传承人问题的集中提出主要在2012年前后。这一时期，关于非遗传承人的政策性保护还没有明确。尔后的10年间，传承人一词先后和“文化部门”“成长历程”“活态保护”“传承结构”“活态传承”“融合”等词共有时间线，这恰好说明，传承人的问题，已被相关部门和专家学者所重视。尤其是“成长历程”等一系列带有学术意味的词汇的出现，也表明学术界奋力在为传承人问题寻找出路。

四、花儿保护的热点演化及未来新趋势

作为一种可视化的分析软件，CiteSpace能够帮助我们便捷地了解年度的研究热点。以“传承”为例，从关键词共现时间线图可以看出，在“山花儿”聚类中，2012年的“演唱者”和“传承人”成为研究热点，到2014年的“音乐教师”和“教育传承”成为新的研究热点，这些热点词的变更体现了“传承方式”的改变；从2019年“花儿”聚类中的“农村小学”，到2021年“民间音乐”聚类中的“师范大学”，在“传承场域”变化的同时，拓宽了对“传承人”的研究范围。

2019年，“活态保护”成为花儿保护的热点词。同年，随着快手、抖音的兴起，越来越多的花儿传承人、花儿爱好者开始在短视频平台进行直播。到2020年“活态传承”成为花儿保护新的热点词。通过笔者调查了解，短短一年的时间，进行花儿直播的博主粉丝数量出现了从零到上百甚至上千的增长。对于部分爱好者来说，花儿直播更成为了专门的“事业”，同时也吸引了新的花儿爱好者加入花儿保护中。从“保护”到“传承”，这些爱好者和传承人在传播花儿艺术的同时，也造就了花儿保护的新机遇，体现了花儿保护空间从“线下”到“线上”的转变，将花儿保护逐步推向“数字化”。

另外，2021年，教育部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业纳入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㉗，这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社会的兴趣，因此能够反映这一事件的关键词“前沿热点”与“传承结构”同样成为了2021年花儿保护的热点词。

综合基于CiteSpace构建的知识图谱，以及对花儿保护热点词演进的分析，我们认为以下层面将反映花儿保护的新趋势，同时也将会有大量的研究者关注这些领域。

（一）通过数字媒体平台的展示性保护

在数字媒体高速发展的同时，“短视频”“平台”“虚拟”等词也频繁出现在大众视野，民众迅速掌握了网络传播的方法，各类表演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纷纷开始网络化传播。当下，花儿艺术想要传承下去就必须紧跟这一时代潮流。据了解，很多花儿传承人和花儿爱好者已经借助短视频平台进行直播，掀起了一阵线上“漫花儿”的热潮。当然，这一现象进入到学术研究中也必然会产生不同的见解。在目前已检索到的文献中，有一些学者对于这种现象存在疑虑，认为数字媒体的介入使非遗文化逐渐变异、解体与丧失，造成民族传统文化精神内涵和深度层次的缺失。但我们认为，非遗或者花儿的数字化保护目前仅在发端阶段，因此，与其对一个新现象产生疑虑，不如将发展的权利交回民众，尊重他们的选择，这个态度也是非遗保护伦理原则的一部分。

（二）通过文化治理手段的更新来加强保护

2005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2011年，正式实施《非遗法》。2017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2021年8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越来越多新的非遗政策的颁布，体现了国家、政府对于非遗保护的重视，同时也对非遗传承有重大促进作用。

通过对2000—2022年花儿保护研究关键词共现时区的研究（图3）可以发现，自2006年开始，与花儿保护相关的研究呈现出不断上升的趋势。2006年5月20日，花儿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各级政府纷纷响应，创办了一系列花儿活动。各地政府从乡村振兴的角度出发，将非遗与当地文化特色相结合。例如，岷县以每年的花儿会为切入点，集合当地的其他文化遗产，创办了“非遗周”，在吸引花儿爱好者、研究者参加的同时，带动了当地的经济、文化、艺术的发展，展现了非遗文化传承的新趋势、新选择。

以上的现象说明，像花儿艺术这样大规模的非遗活动，在政策推动下已经不再是社会自发的文化活动，新的文化治理政策和手段所引发的热潮总是一浪随着一浪。因此，在未来10年左右的关键期，随着非遗保护规模的扩大、基础保护工作的完善，一些新的问题也会出现。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框架形成过程中，东亚的日本、韩国等国家曾经提出过“文化财”的概念，这个概念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非遗保护实践路径中像出版权、表演与改编权、知情权等法律难题，还有行政、财政等社会经济难题等。随着我国非遗保护行动的深入，与之类似的相关的问题也一定会出现，因此这也将会成为一种新的研究趋势。

（三）多学科、交叉学科研究成果将助力花儿保护

非遗研究相对其他学科而言，学术领域跨度较大，目前我国的非遗名录上有十大类之多，横跨民间文学、民俗学、民族音乐学、工艺美术学、戏剧戏曲学，等等。随着学科建设的深入发展，非遗研究也打破了传统的单一研究壁垒，学科交叉成为解决非遗问题的一个有效途径。通过对花儿保护文献的检索可以看出，花儿保护不单单是民歌的传承，更涉及政府政策、人文地理、旅游开发、教育教学、媒体传播等学术范畴，多学科参与已经成为花儿学、花儿保护研究的常态。在现阶段，包括花儿研究在内的非遗研究，都应该对本研究领域持一种开放的态度。本文就是结合信息技术对花儿保护进行研究，对趋势进行探讨。所以，类似这样学科学的研究本身就意味着一种新趋势的产生。这样的交叉越多，吸引学者参与度就会越广，为非遗保护、花儿保护提供的思想资源就越多，由此非遗研究可能成为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的热门领域。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数字化语境中传说学的新探索”（项目编号：21BZW165）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 作者简介：

刘文江，兰州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民间文学、非物质文化遗产学。

杨柳，兰州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口头传统与表演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