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年来，如何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成为一项重要研究课题。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代表，《牡丹亭》在开创之作——多样并存——选择认同——范式保留——重新命名——理念传播——经典塑造——教育传承的路径中确立、巩固并发展了其经典地位。《牡丹亭》的当代传承紧密伴随着遗产化发展。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框架下，昆曲、班春劝农等非遗代表性项目的过程性保护实践促进了《牡丹亭》的当代传承。其中，非遗项目的评价标准实现了由专家到社区、由静态到动态、由遗产到过程的范式转换，《牡丹亭》的当代传播转为民众意愿为主的多样叙事形态，并成为跨越文学作品本身而独立存在的另一种物质形态的文化资本。

【关键词】《牡丹亭》；经典化；非物质文化遗产；当代传承

经典文学作品作为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拥有强大的生命力，能够跨越时空，给以时代历久弥新的精神财富。近年来，中华传统文化的弘扬与发展成为一项重要的课题。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迈入新时代，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的发展，改变了传统的表达方式。例如，辛丑牛年河南春晚，通过挖掘河南丰厚的历史文化资源，打造出《唐宫夜宴》《洛神水赋》《龙门金刚》等爆款节目，利用数字技术探寻经典文化的当代表达，让传统经典成功“出圈”。又如故宫运用其丰富的IP资源，结合当代流行趋势与时尚元素设计出系列文化创意衍生品，推出了《上新了，故宫》《我在故宫修文物》等节目，让传统文化展现当代的活力与生机。

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也从一个侧面说明社会已经进入到对经典重新演绎的阶段，我们需要对经典赋予新的时代内涵，探寻新的表达方式。《牡丹亭》是明传奇发展的高峰，也是我国文学史上的经典作品。因其思想性与艺术性结合完美、高度统一，架构恢弘、情节离奇、辞藻绝美，自问世以来即被历代各剧种搬演于舞台，久演不衰，并成为戏剧界、学术界常研常新的文学精髓。而探索《牡丹亭》的建构过程，尤其是其经典化的历程，对于理解这部经典在当下的阐释与展现具有范例意义。

一、《牡丹亭》文本经典的基本确立

所谓“文本经典”，在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中称为“历史流传物”。其中一个特性就是指示性、典范性①，另一个特性表现为无时性②。文本的思想内容与立意并不局限于其所处的时空范围，当然其内容也不会过度超前于某时代人们的认知，造成时空的割裂。同一历史流传物在不同的时间阶段出于一定的时代环境或一定的社会需求，所被解释的内容和重点并不相同，因而产生了不同的解释效果，也即效果历史。多样的效果历史也赋予历史流传物持续的生命力，这也就解释了为何经典会穿越时代而历久弥新。

一般而言，历史流传物的经典化路径是通过“开创之作——多样竞争——普遍选择——团体认同——形成范式——惯习养成——理念传播——经典形塑——教育孵化——仪式确认”③确立的。《牡丹亭》问世后，经过无数戏曲界名人名家收录、评点、改编，一次次被解构、补充、重塑。与传统文本类历史流传物不同的是，作为兼具文学性和舞台性的《牡丹亭》还经过了以戏曲，特别是昆曲为主要表现形式的舞台传播，并在不断的表演中总结实践经验，对文本进行了增删、改写和再创作。《牡丹亭》文本通过不同的展现形式，在不断地评点与解释中，产生了不同的效果历史，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迸发出不同的价值理念。在多元的效果历史中一步步确立了其经典地位。故本文尝试从“开创之作——多样并存——选择认同——范式保留——重新命名——理念传播——经典塑造——教育传承”的路径④，首先从“开创之作——多样并存——选择认同——范式保留”分析《牡丹亭》文本经典的基本确立，再沿“重新命名——理念传播——经典塑造——教育传承”的路径探讨《牡丹亭》文本经典的巩固和发展。

（一）开创之作

《牡丹亭》的故事结构并非汤显祖原创，然关于其故事蓝本众说纷纭。汤显祖在题记中提及，《牡丹亭》的故事来源于晋武都守李仲文和广州守冯孝将的儿女事。如今，学界普遍认同《杜丽娘慕色还魂记》是《牡丹亭》最直接的蓝本。虽故事结构有所相似，但汤显祖的《牡丹亭》应属开创之作。《牡丹亭》虽借鉴前人故事情节，但仔细观之与《牡丹亭》题记中两则故事的情节与结局有很大差别，在“李仲文亡女”的故事中，其女没有到还魂时刻，棺木被提前打开，无法回阳，以“万恨之心，当复何言”的悲剧收尾⑤。而“冯孝将之子”故事中，仅是徐元芳亡女托梦其子还生，两人感情并未过多描写。此外，《牡丹亭》与《杜丽娘慕色还魂记》在创作视角和内容上存在差异。《杜丽娘慕色还魂记》开头题有“聊将昔日风流事”。不论是从“慕色”的题眼，还是题记中的“风流事”都可以看出此时的故事，是讲一件风流之事，以满足人们猎奇心理，仍是“欲”的表现，作品的主题没有提升到“情”的高度。而《牡丹亭》则把“情”放在了突出位置，是汤显祖以“情”抗“礼”，“一往之情，则为所摄”的真实表达。在创作角度上，《牡丹亭》从女性视角出发，对于杜丽娘的感情进行了细腻的描写。同时，从情节上看《牡丹亭》杜宝抗金的情节成为后半部分的重要内容，与杜丽娘复生的故事主线穿插交替，丰富了作品的内容与广度。故《牡丹亭》不论是从思想感情、创作角度还是创作内容上都有别于其蓝本，并通过不断地被评点、改编，揭示文本的效果历史以及阶段意义。

（二）多样并存

《牡丹亭》问世后，得益于书坊、刊刻业快速发展，各种评点本、改本、选本广为流传，在明清时期经历了数次收录，出现了多样并存的局面。有“清晖阁本”之称的王思任点评本一改前人对于音律的重视，精于点评而严于删改，保留原著本内容，不作删改，注重《牡丹亭》的创作、阅读以及审美交流，且对于之后的点评方向与角度影响深远。《吴吴山三妇合评牡丹亭还魂记》从女性的接受角度出发，是众闺阁评点中的集大成之作。因点评者为女性，又与杜丽娘成长在相似的社会环境中，此评点本多采用代入式点评，评点者将自身代入故事发展情节中，将自身的所思所想做出批点，对于杜丽娘形象的解读更加饱满丰富。以臧晋叔、冯梦龙等为代表的文学戏曲家以筵上之曲的标准，对《牡丹亭》进行了改编，以适应演唱的格律要求、表演细节要求等。冯梦龙改编本《风流梦》删去了不太紧要的情节，最终缩减为三十七折，同时对于演绎上进行了舞台指示。从晚明到清末，《牡丹亭》相关选本共18部，职业戏班一共演出了《牡丹亭》中至少13个折子戏，演出记录110条，居“临川四梦”首位。

随着青阳腔、弋阳腔势头衰微，昆曲在各阶层风靡，《牡丹亭》最早收录于昆曲选本《月露音》中，这打破了其他戏腔不收《牡丹亭》的局面。在康乾时期的选本《缀白裘》中，《牡丹亭》的剧本基本定型。选本《审音鉴古录》中的《牡丹亭》更是注重细腻的白描，保留了九成的原著词曲，呈现出一个经历百年打磨与融合、时空包容性极强的作品。不论是评点、改编，还是选本，参与者们都是在《牡丹亭》文本的基础上对其进行解析、补充、重塑，同时也有对评点的增批、对于批评的重新批评。《牡丹亭》形成了版本多样并存、相互补充增益、相互竞争的多元局面。

（三）选择认同

任何一部作品，如果没有获得选择认同，必然会被历史淘汰。《牡丹亭》内容丰厚，凡读皆有所收获。文人戏曲家因其精美词句而感叹，“游园惊梦”的故事情节引得无数青年男女为爱感伤，“春香闹学”等精彩片段让乡老妇孺捧腹，丰富多样的情感内容使其获得了广泛的群体关注。在多样并存的格局中，《牡丹亭》逐步获得了大众的选择认同。此外，作品经过序跋、题词、论著、眉批等点评形式，在一次又一次作品与评述者的对话中，读者与评述、作者的对话中一步步获得了主流认同，走向了权威。王思任、吴从先叹《牡丹亭》之情深，“情深一叙，读未三行，人已魂销肌栗”⑥，“为海内情至者惊服”⑦。无数文人对于《牡丹亭》都给予了总体高度评价。徐树丕称汤显祖的文章惊才绝艳，“《牡丹亭》尤为鲙炙”⑧。李渔在《闲情偶寄》中认为，汤显祖脍炙人口的作品不在其诗文而是《牡丹亭》这一戏剧⑨。也有一些人将《牡丹亭》与《西厢记》对比，张琦在《衡曲麈谭》中认为《牡丹亭》“可与实甫《西厢》交胜”⑩。林以宁认为《牡丹亭》远驾《西厢》之上，“文人学士案头无不置一册”⑪。故《牡丹亭》在多样的展现形式与解构版本中，获得了社会的选择认同。

（四）范式保留

所谓范式保留，是指根据不同的时代精神与审美取向，作为历史流传物的文本经过不同的范式筛选，所保留或强调的思想与内容也是不同的，也即经典的存在都是以效果历史的形式保留。不同时期的历史背景与需求决定了历史流传物在特定时期产生的作用效果。《牡丹亭》的传播，在不同的时期中经由不同的改编和筛选，产生了不同的效果历史。明代家班家乐盛行，《牡丹亭》全本演出的记录较多。至清朝家班衰落，民间戏班兴起，受到戏曲折子戏为盛的特点，《牡丹亭》的全本演出更多为文人士大夫阶层所偏好。经过艺人的演出经验，以及观众的喜好和反响，提取《牡丹亭》中的精彩情节形成折子戏。从剧情选择来看，在《风流梦》中，《劝农》一出被认为非重要情节而删除。在康乾年间，农业受到重视，《劝农》一出不管是民间还是宫廷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获得了良好反响。清朝《清代伶官传》也曾记载，“每年三月朔日，多唱《杜宝劝农》，以应节令”⑫。《劝农》也被称为“吉利戏”，在民间上演⑬。冰丝馆的改本《牡丹亭》出于社会背景需要，删除了第十五回《虏碟》，并“遵进呈订本不录”。同时，在念白上也进行了删改和一定的回避。如《悼殇》中将“金寇南窥”改为“李全作乱”等⑭。这都是在不同时期下，对《牡丹亭》的各文本进行选择，形成相对固定的内容范式。

二、《牡丹亭》文本经典的巩固与发展

在通过开创之作到范式保留的路径后，历史流传物还需经过重新命名、理念传播、塑造典型、教育传承的阶梯实现其经典性的巩固和发展。不同的命名包含了评点与改编者对于文本的独特见解，在作者与评点改编者的对话中，促进了文本的传播。通过实现对于理念的不同理解与解读进行文本的评点与改编，令文本的故事情节以及人物更加完善饱满。同时，教育传承为文本能够持续产生效果历史、持续注入新的生命力提供保障。

（一）重新命名

不同的命名是历史流传物效果历史的一种体现，也是评点改编者对于文本理解的高度概括。沈璟改编《牡丹亭》，将其重新命名为《同梦记》，冯梦龙将《牡丹亭》改本命名为《风流梦》，并在小引中解释道，“柳梦一段姻缘，全在互梦，故沈伯英题曰《合梦》，而余则题为《风流梦》云”⑮。评点本《才子牡丹亭》一改以往评点本“某某评点牡丹亭（还魂记）”的方式，“才子”二字反映了评点者对于《牡丹亭》才子之书，以及汤显祖本人的高度评价。全书中涉及“才子”字眼的直接评点有20多处⑯。例如，作者认为《寻梦》中“好一会分明美满，幽香不可言”两句“真非才子不能而也”⑰。当代作家白先勇将其所导演的昆曲《牡丹亭》命名为《姹紫嫣红青春版：牡丹亭》。从其重新命名中，可以看出此版昆曲的受众是年轻人，而其着重歌颂年轻人的美好青春以及纯真感情。“姹紫嫣红”一词诠释了青春的美好和绚烂，以及男女主人公流动的丰沛情感。

（二）理念传播

历史流传物的经典地位初步形成后，通过理念传播对于其经典地位进行巩固。当其在更广泛的文化语境中产生影响力，也即印证了其经典性。《牡丹亭》通过译介、舞台的方式在国际广泛传播，获得了诸多其他文化领域的认可，在文化传播交流中进一步稳固了其经典地位。早在江户时期，《牡丹亭》就已东传日本，且获得极高评价。空谷樵夫曾写《读桃花流水三首》：“词苑曾推若士汤，南安梦境太荒唐。不传梅柳传兰蕙，压倒风流玉茗堂。”并有相关汉学者开展逐步深入研究与译介。洪涛生教授率先将《牡丹亭》中《劝农》《惊梦》等选段翻译成德文，徐仲年将《牡丹亭》的《惊梦》一出译为法文，并附评价。孟列夫翻译的俄文版选段收录于《东方古典戏剧》。英国汉学家哈罗德·艾克顿（Harold Acton）发表了京剧改写版的《春香闹学》。美国汉学家西里尔·白之（Cyril Birch）完成了对于《牡丹亭》的选译和全译。还有大量国际学者针对《牡丹亭》以及汤显祖进行深入研究。例如，凯瑟琳（Catherine Crutchfield Swatek）的《冯梦龙的风流梦：其对于牡丹亭改编的抑遏策略》（Feng Menglong' s Romantic Dream: Strategies of Containment in His Revision of The Peony Pavilion），陈家梅的《犯相思病的少女的梦幻世界：妇女对〈牡丹亭〉的反映（1598—1795）研究》等⑱。

（三）经典塑造

在传播中，《牡丹亭》塑造的一批典型符号也为人们熟知。典型的塑造有助于巩固文本的经典化地位，这种典型符号包括并不局限于典型人物、经典情节、思想感情等。杜丽娘是中国古典戏剧中独树一帜的女性形象。她活泼可爱的少女形象较原先的传统封建礼教下的女子有很大颠覆。也正是因为敢爱敢恨，拥有强烈自我意识的杜丽娘的形象，使《牡丹亭》成为风靡的闺阁读物，吸引了大批女性读者，也有众多女性进行评点。《红楼梦》的“西厢记妙词同戏语，牡丹亭艳曲警芳心”中，“如花美眷，似水流年”等《牡丹亭》唱词让黛玉心痛神痴，也是作者曹雪芹借此以鼓舞其勇敢追求婚姻自由。

《牡丹亭》中的“情”也是为学界讨论最多、影响最广的情感价值符号，与杜丽娘的形象构成了明与暗的交相呼应，也对不少的文学作品产生影响。例如，前文所提及的古典戏剧《长生殿》，洪昇在例言中评价，“棠村相国尝称予是剧乃一部闹热《牡丹亭》，世以为知言”⑲。后王国维评价，“中国人精神带有乐天之色彩”。而代表性的小说都有否极泰来的美好结局，这种乐观的精神就像《牡丹亭》之“返魂”，《长生殿》之“重圆”⑳。孔尚任也在《桃花扇》卷首写道：“《牡丹亭》死者可以复生，《桃花扇》离者可以复合，皆是拿定情根。”㉑当代著名作家白先勇抓住了《牡丹亭》中的“青春”和“情”，以当代青年观众为受众，制作了《姹紫嫣红青春版：牡丹亭》，将古典戏曲艺术与现代表现手段相结合，巩固了《牡丹亭》的经典地位以及杜丽娘的经典形象。

（四）教育传承

教育传承与文本经典化的过程相辅相成。一方面，当文本通过教育的形式广泛地出现在青年一代之中，就代表了其经典性地位。另一方面，通过教育传承也为经典文本注入持续的生命力。《牡丹亭》的经典化地位巩固也离不开教育传承，大批学者投身于汤显祖及其作品的研究，出现了诸多“汤学家”。同时，随着研究的深入，对于《牡丹亭》的角度也逐步拓展，研究角度不断细化。纵观《牡丹亭》在文学史上的评价，《牡丹亭》从为“临川四梦”之首到浪漫主义代表之作，再到中国古典戏曲史上珍贵的杰作。《牡丹亭》在任何一本关于中国文学史的教材中都占据重要位置，比如其开设专节讲授，细致分析其创作背景、思想内容、艺术成就等方面。同时，《牡丹亭》的教育普及范围也进一步扩大，近年逐步向青少年群体进行教育普及。

三、从昆曲到班春劝农：《牡丹亭》的当代传承

自《牡丹亭》创作以来，其传承与昆曲有着极为紧密的联系。昆曲融合了诗、书、琴、画、乐、舞，是极致的中国古典之美。而《牡丹亭》是我国古典浪漫主义的代表之作，将“情”描写至极。《牡丹亭》与昆腔的曲和白、表演和声腔、内容和形式珠联璧合。而作为“正声”的昆曲，让汤显祖的杰作在戏曲舞台上成为如此演唱不衰的不朽之作㉒。《牡丹亭》成为经典的背后，不可否认其文本与剧情带来的极大张力。在美国学者丹尼尔·S. 伯特（Daniel S. Burst）编著的《100部剧本：世界最著名剧本排行榜》中，《牡丹亭还魂记》名列第32位，是唯一入选的中国剧本㉓。

《牡丹亭》的当代传承也伴随着具有当代特色的选择认同与范式保留。2001年，昆曲被列入第一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依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过渡条款”，昆曲于2007年纳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截至2021年，国务院公布的五批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中，明确提及以《牡丹亭》为代表作品或主要内容的项目有农历二十四节气（班春劝农）、陕北道情、木偶戏（漳州布袋木偶戏）、苏剧、昆曲、十番音乐（遂昌昆曲十番）6项㉔，涉及传统戏剧、传统音乐、曲艺、民俗四个类别。其中，“班春劝农”作为“二十四节气——中国人通过观察太阳周年运动而形成的时间知识体系及其实践”中立春的代表民俗活动于2016年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可以说，《牡丹亭》的当代传承伴随着其主要表现形式的遗产化进程。

在遗产化进程下，《牡丹亭》的当代传承措施主要围绕着确认、立档、研究、保存、保护、宣传、弘扬、传承和振兴㉕这九个保护环节的动态性过程，在具体实践中归类为传承，确认、立档与研究，保存与保护，宣传与弘扬，振兴五个方面㉖。

（一）传承

此处的传承专指通过正规与非正规教育为主的传承（Transmission）过程，与标题中泛指的“当代传承”有所不同。以传统戏剧这一项目类别为例，2003年，中国戏曲学院首次设置昆曲表演本科专业。同年，中国戏曲学院昆曲表演专业研究方向的硕士研究生毕业。2005年开始，上海戏剧学院戏曲学院作为“昆曲表演人才培训中心”开始面向全国举办专门行当的演员培训班㉗。2012年起，文化部启动了“名家传戏——当代昆曲名家收徒传艺工程”。经过20年的发展，我国形成了多剧种多种办学模式的非遗传承路径，探索出剧院学校合作委托等人才培养模式。

（二）确认、立档与研究

确认、建档和研究主要是通过社区、专业学会、保存与展示的记忆机构（Memory institution）、科研机构、政府部门多方主体在内，从整体上提升非遗的可见度。《牡丹亭》中的《劝农》片段展示了杜丽娘的父亲杜宝劝导农民耕作的情景。劝农这一习俗由来已久，早在汉朝就设置了专司劝农的官位，历朝历代对于农业的重视让劝农成为一种传统和习俗。汤显祖曾任遂昌知县，每逢春耕时节举行“班春劝农”仪式。“班春劝农”作为遂昌民间百姓春季一项重要民俗活动，是世代传承的集体实践，是以社区为基础建档的例证。作为戏曲的《牡丹亭》在中国工艺美术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等记忆机构的剧场进行展演㉘，是在过程、语境中建档的体现。

（三）保存与保护

维护与保护着眼于政策、立法层面的保护。《牡丹亭》的维护、保护主要源于以《牡丹亭》为代表的项目所属地方政府出台的各项政策制度。2005年，文化部与财政部联合制定了《国家昆曲艺术抢救、保护和扶持工程实施方案》。全国七大昆曲院团所在的北京市、上海市、江苏省、苏州市、浙江省等相继出台了各地昆曲抢救、保护、扶持的政策性文件㉙。2014年11月3日，文化部艺术司发布《关于举办“名家传戏——2014全国昆曲〈牡丹亭〉传承汇报演出”的通知，各剧团先后打造出大师版《牡丹亭》、南昆版《牡丹亭》、典藏版《牡丹亭》、天香版《牡丹亭》、大都版《牡丹亭》、永嘉版《牡丹亭》、青春版《牡丹亭》、御庭版《牡丹亭》等八部作品㉚。

（四）促进与弘扬

通过多种渠道、多种形式对于非遗项目进行持续的宣传传播，践行“见人，见物，见生活”的保护理念，促进非遗的活态传承。通过举办“班春劝农”仪式的民俗活动，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主体活动，进行昆曲、木偶戏（漳州布袋木偶戏）形式表演《牡丹亭》等体验活动，推动民众“参与式”发展。通过各种推介会、展示展演活动，非遗与旅游、文化产业相结合的“非遗+”模式，以及公众号、短视频平台进行宣传报道，使《牡丹亭》为主要内容的班春劝农、昆曲、苏剧等非遗项目在人群中引起广泛共识，让更多人了解、知道、加入，让这些非遗项目活起来，让《牡丹亭》活起来。

（五）振兴

不可否认，面对大众文化泛滥，消费主义盛行的社会环境，历史流传物的经典地位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如今，《牡丹亭》的传承实践背景突出表现为：年轻化消费市场中，各技术手段加持下的大众文化。而大众文本的突出特点在于阅读方式、消费选择与消费方式的多元性㉛。除传统的表现形式外，以技术手段为主的叙事形态创新进行社区在地行动。疫情期间，遂昌发布“班春劝农—人类非遗助力共同富裕”系列活动，推出H5互动游戏，使民众体验祭神农、给牛添力、赠春鞭、抢五谷等班春活动㉜。通过非遗的影响力，遂昌开展农特农产直播带货，为农产品找到了销路，使社区民众获益。当代传承背景下，非遗的振兴与社区新的生产生活方式找到契合，并实现了相互促进。

从昆曲到农历二十四节气（班春劝农），“非物质文化遗产”取代了“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成为《公约》的法定用语。同时，在“代表作”（Masterpiece）到“代表作”（Representative）的表述转变下，非遗项目的评价标准从由外部客观对比而来的科学艺术价值转变为以文化主体内部的意愿为主的代表性意义㉝，实现了由专家到社区、由静态到动态、由遗产到过程的范式转换。《牡丹亭》的当代传承也正变为民众意愿为主的传承传播方式，呈现多样叙事形态。例如，澳门文创团队原创作品、沉浸式昆话剧《梦影·牡丹亭》，选取《牡丹亭》文本中涉及澳门风土人情的段落，结合《牡丹亭》剧作者汤显祖本人曾前往澳门的生平经历。通过古老传统的昆曲融合现代话剧及光影科技，将戏剧题材结合影像化展示以及灯光新媒体技术进行呈现。《牡丹亭》成为跨域戏曲作品本身而为民众共有的文化资本，其在创作、传播与接受中不断检验人们所持有的对《牡丹亭》的先见，并批判地为己用，体现了其不断演进、长期处于再创造中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实践。

作者简介：周玥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民族文艺美学、民族文艺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