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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聪:身体、技艺与体验——以手工艺为核心的乡村文化空间重构
来源:“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微信公众号 作者:陈聪 创建时间: 2023.11.16 19:49:00

【摘要】乡村文化空间的重构并非简单的城市化,而是应该结合新时代乡村特性构建现代乡村文化。在当今推动传统工艺高质量发展、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背景下,手工艺作为乡村文化的载体,能够在乡村文化空间的重构中产生积极的作用。由手工艺与乡村文化空间的关系以及身体、技艺、体验3个维度的内涵,可见乡村文化空间不是简单的再造,而是需要通过与文化及其生成方式的联结互动进行重构。而乡村文化空间重构,首先要在空间中汇聚从事手工劳动和消费的“身体”。“技艺”是吸引人们回流乡村的关键,能够制造新的经济增长点和就业途径,是解决目前乡村劳动力外流和本土文化缺失等诸多问题的重要内容。进一步重视手工艺的文化属性,发挥其文化服务作用,使当地居民和游客了解手工艺背后的故事,最终以“体验”的方式强化乡村文化空间中的交互关系。

【关键词】身体;手工艺;体验;乡村振兴;文化空间

引言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惠益于城镇化发展带来的快速经济增长,然而,与此同时,城乡二元结构之间的鸿沟也不断加大。曾经代表着经由古代延续而来的文化与信念的手工艺及其生存的乡村文化空间,不断地遭遇来自社会环境变革的冲击。随着城市迅速发展而出现的诸如千城一面、环境污染、社会压力等问题集中呈现,人们开始倾向于追求慢节奏生活和理想化体验,同时对于乡村文化和旅游的关注度不断增加。恰逢其时,2023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好2023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聚焦守底线、促振兴、强保障,进一步明确乡村振兴工作的主要方向——要促振兴、推动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需要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①。文化作为第四产业,具有增强凝聚力、推动发展、振兴经济的多重作用。

空间概念是一个复杂的思想集合,用来划分不同的世界各个部分以及所形成的不同价值判断。乡村文化空间的重构同样要以乡村文化为起点,不仅仅是像乡村文化站、乡村图书馆、乡村文化活动室等物质空间的乡村建设,还应该构筑起具有文化凝聚力和文化内涵的社会文化空间。手工艺作为乡村曾经主要的农闲劳作方式,在乡村文化空间重构过程中自然承担起核心作用。然而,回看历史,伴随着近代城镇化与工业化的崛起,吸引大量劳动力涌入城市谋求生计,手工艺也伴随这一过程由乡村向城市汇聚。以手工劳作和自主经营生产为主的手工艺受到城乡二元结构的极大影响,在相当长时间内面临着乡村市场萎缩与农村劳动力减弱的问题。今日,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不断深入,乡村手工艺也步入全面复苏的进程之中,彰显出承续性、整体性、开放性等特点,在乡村文化空间的重构中起到重要作用,成为勾连传统与现代、乡村与都市的重要实践形式。

一、身体:空间的源始共在

从事手工劳动、消费的“身体”是乡村文化空间重构的源点。空间是容纳身体的载体,它的最基本任务是为人的日常活动提供场所,满足各种特定活动的需求②。从这一空间概念上看,作为客体的身体是空间中的占位单元,作为主体又通过身体控制着空间,是与空间不断交互的源始共在。一方面,身体是万物的尺度,人用身体来衡量客观世界。例如,传说在中国夏代,禹把自己的身高定为1丈,再划分为10等份,每份定为1尺;西方亦将一大步定为1码,1000步是1英里。另一方面,“人”往往以自己的身体为中心。我们对于空间区域的判断由其与身体方位的关系来决定,根据自己的身体或者与他人接触获得的经验来组织空间,以便满足自己的生物需要和社会关系需要。可以说,身体代表的是空间位置关系,所谓上下左右、东西南北均是如此。手工艺的发生发展自然也处于这一身体与空间的交互过程中,在进行拉坯、雕刻、编织等手工劳作时,身体的改变带来的是空间关系的移动,身体与空间构成了多种多样的空间形式。

当然,不能仅仅将身体理解为简单的客观存在。正像手工艺作为人与动物的区别,手工劳动的过程正是“身”与“心”的创造性体验,是身心一体、同步发生的反应。从这一角度来看,身体是社会劳动的起点,手工艺勾连起身体存在与社会空间,是手工文化空间构建的源始因素。身心一元论的概念将人的精神、意识、思维、认知归结为统一的身体。它是与其所处的空间,也就是社会、文化及其同伴等空间环境和社会环境,按照一种复杂的交互关系产生紧密联系。从社会角度来看,在身体与空间的交互过程中,产生了身体在社会关系中的定位和距离感。手艺人的身体负载着长期劳作和与社会其他角色交往中形成的文化内容,而这种文化是随着人类社会变革和历史演进不断变化发展,并通过语言、姿势、动作等身体表征展现出来。一方面,身体象征文化,对待身体的不同态度反映出人类不同文明时期的文化特征。另一方面,不同时期的文化,通过对身体施加作用而进行巩固、改造和建构③。在手工艺领域,身体、文化及空间的联系尤为紧密。许多手艺人的绝活都是在不断的身体动作的重复过程中形成并稳定下来的,如北京雕漆技艺中的“剌、起、片、铲、钩”正是前人不断磨砺、总结雕刻过程中多种姿态所传承下来的技术窍门,是以“减”成形;而石湾陶塑以贴塑、刀塑、按塑、捏塑4种塑造手法,辅以搽、挂、挡、泼、滇、刮、雕等施釉技法造就了或灵动或粗犷的人物动态。一减一加中形成了北京雕漆的细腻温润与石湾陶塑的恣意洒脱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手工艺风格。反过来,通过手艺人身体表征所形成的工艺文化,通过代际传承以一种集体或者地域的方式不断加强自身的文化特性。这些文化特征反映出某一区域或手艺人的主体性特征,是当地手工文化空间构建的根本所在。围绕这一空间,同属于一个文化群体的人会按照这个文化群体的规范去展示并塑造自己的身体。荀子所指“故积土而为山,积水而为海……故圣人也者,人之所积也。人积耨耕而为农夫,积斫削而为工匠,积反货而为商贾,积礼义而为君子”④,强调的是“积”的作用,也就是一个群体按照自己的文化去塑造自己的身体,进而造就了“工匠之子莫不继事,而都国之民安习其服。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⑤,“楚”“越”“夏”各自不同手工艺文化主体,也就是空间内的手工艺人们,并通过子继父业、徒承师业的方式不停地强化和塑造自己的身体,“积”累形成不同的“斫削”经验,构筑起具有群体和地域特色的手工文化空间。

既然身体并非自说自话的独立物,那么身体会通过活动和环境交互、感知,使自身镶嵌于社会文化结构中。手艺人作为社会成员,在与其生活生产空间的互动中,反映个人的文化身份、社会关系、价值观等社会存在,形成特定的结构和行为规范。这种结构和行为规范在传统社会中尤为明显,如封建统治意识形态下形成的“重本抑末”的传统道器观与义利观,是手艺人在传统社会结构中处于较低地位的重要原因。《礼记·月令》记:“物勒工名,以考其诚;功有不当,必行其罪,以穷其情。”⑥《晋书》载:“凤翔六年又造五兵之器,精锐尤甚。既成呈之,工匠必有死者:射甲不入,即斩弓人;如其入也,便斩铠匠,……凡杀工匠数千,以是器物莫不精丽。”⑦制作器物,如不精美或功用不能到达要求,必须承受罪责,可见传统社会中手艺人身份地位之低。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手艺人不断地强化身体象征因素,积累了丰富的技术经验,在今天看来甚至是可以称之为“设计思想”的文化。然而,对手艺人身体和身份的强化,使其成为一种固有意识,手艺人阶级固化,从业自由自然无从谈起。所谓“工之子恒为工”⑧,很大程度上也限定了工匠,使其不能自由迁徙,子女不得入学。明代规定,匠户子孙相继,不得改籍,不能做官。明初轮班匠达20多万人,迁入京城住坐工匠也达2.7万户⑨。古人多以手工艺为耻,上层人则不必说,即使下层普通百姓,亦不愿加入此列。1949年后,为了保障国家工业的迅速发展,国务院于1958年1月9日正式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对农民进城做出了非常严格的限制。由此就出现了两种不同的身份:城市人和农村人。城市人成为优于农村人的存在,无论从社会就业到福利保障,无论从文化教育到政治权益,都体现着身体的巨大差异和失衡⑩。为谋求更好的社会身份,大多数手艺人入驻城市空间,发源于乡村的手工艺及其文化也随之向城市散播并生根发芽,乡村文化空间也在这一过程中逐渐萎缩。

可以说,在客体空间和社会空间中,“身体”是构筑空间的基础和源点。重构乡村文化空间,必须要解决“身体”在乡村文化空间中的存在和位置问题。一方面,乡村空间重构要给予“身体”以生存空间,尤其是手艺人要能够在乡村中生存,并进一步聚集,通过不同的强化和塑造群体特征构筑当地手工艺文化。目前,在国家大力推动乡村振兴的努力下,部分地区已经取得了成效,比如:陕西省宝鸡市千阳县2020年依托“西秦刺绣”带动当地2000余名低收入家庭和留守妇女学习刺绣工艺,帮助贫困户人均年增收6000余元;阿坝州依托“马尔康藏香”,2021年产值达到了887万元,汇集了从业人员数百人,小型企业200多家⑪。另一方面,重构乡村文化空间要尊重“身体”的社会属性,给予手艺人公平公正的社会身份。随着近年来中华传统文化复兴和乡村振兴战略的不断深入,乡村手艺人身上的身份枷锁逐步解开,通过对身体的改造与加工,凸显自我价值,甚至进一步成为工艺美术大师、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新的社会文化开始重构手艺人的社会定位,手工艺也获得了新的文化所指。通过“身体”构建文化,又通过文化强化自身,这一往复过程是乡村文化空间构建的循环逻辑,“身体”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二、技艺:本真的空间场域

能够实现生产实践、展示交流以及凝聚文化品格的“技艺”是乡村文化空间重构的重要内容。与社会发展中其他技术相同,手工技艺同样是自己身体的延伸⑫,并在生活实践和文化凝聚方面体现得尤为突出。从手工技艺的不断演进中不难看出,它既向人体外部延伸改善生活、提升生产,也在身体内部不断凝聚起对应的力量。这种力量正如梅格-庞蒂所提及的身体图式,是基于身体各部位彼此之间的相互联络而形成的一套完整体系,并随着工具的改进不断适应和调整。从这一角度看,手工技艺是开发身体潜能的艺术,同时也是追求本真的过程。这种技艺的本真性与我们民族文化最为本真的部分同源,但随着城镇化和工业化,导致了带有本真性光晕(aura)的手工制品日渐稀少⑬,传统村庄聚落也出现了空心化,处于解体状态⑭。因此,在新形势下谈论乡村文化空间重构,首要的是为乡村文化空间提供切实可行的内容,以弥合乡村中因空心化导致的原本丰富多彩的乡村文化失去存在依托的重要问题。

在国家大力推行乡村振兴战略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今天,在乡村文化空间重构中尊重技艺的本真性十分必要。一方面,技艺的本真涉及手艺人对自身的认同。与工业化大规模生产不同,乡村手工艺是面对差异化的原料进行个性化的劳动,它是即时即地的,是建立在自由劳动基础上的,它与手艺人的技艺水平有关,与手艺人的艺术个性有关,与手艺人的道德水平有关,甚至与他即时即刻的情绪和身体状况有关⑮。只有首先对自我技艺认同,才能进一步通过雕刻、编制、描绘等不同技艺形式将本真的自我表现出来,这是与机器工业、智能工业相区隔的重要指征,同时也让乡村手工艺品不同于机械复制品,承载起有温度、有故事的乡村文化。因此,构建新型乡村文化空间,要以能够承载“本真”的手工技艺为内容,尊重乡村手艺人独一无二的个性。另一方面,追求手工技艺的本真性及其带来的权威性会产生神秘感,进一步形成“技艺崇拜”效应,营造起本真的空间场域。回顾历史,中华民族历史上的伏羲擅渔猎、神农擅医疗与农耕、黄帝擅制造器具,后人追尊他们为“皇”或“帝”,正是因为他们用超凡的技艺造福大众。中华民国时期的木雕艺人杜云松被奉为“木雕皇帝”,正是因其能画善雕、技艺精湛。1949年后,由于杜云松在浙江东阳木雕领域的影响力,以他为中心凝聚了一大批传承和发扬东阳木雕的从业者⑯。今天的工艺美术大师、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也扮演着同样的角色(图1)。本真性追求带来的“技艺崇拜”,不仅局限于手艺人个体,而是以技艺为内容填充局部空间,形成联动效应。以乡村手工艺中最常见的竹编为例,云南戛洒是产竹大镇,家家用竹,既有床、桌、柜等大型竹器,也有盒、帽、篓、提箩等日常用具。然而当地仅有3名传承人在农闲时进行竹编制作,未出现专门的竹编技艺领头人,因此年轻人承袭意愿不高。反观同处西南地区的四川渠县,在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刘嘉峰的引领下,逐步改变竹编技艺的发展境遇(图2)。如今刘氏竹编已成为享誉中外的竹编艺术品牌,其产品畅销全国各大城市及风景旅游区,出口30多个国家和地区,年产值达600万元左右,技术人员已近百人⑰。可见,“技艺崇拜”产生的权威性,能够成为其在乡村空间中维持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

▲图1 正在雕刻的东阳木雕手艺人(作者拍摄)

▲图2 刘氏竹编茶叶罐(刘嘉峰作)

乡村文化空间的重构并非简单的文化空间建造,而是打造具实的文化内容。手工技艺是人们在长期生产生活实践中逐步累积形成的经验合集,与衣、食、住、行都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其生产场域和空间载体往往与乡村相联系,也因此成为承载乡土情结的核心。与众多乡村文化形式同源的手工技艺,虽然一部分品类曾经随着发展需要进入城市、宫廷,但乡村是手工艺生发所不可或缺的空间场域。进入21世纪以来,手工技艺以突破城市模块化生活的方式出圈,这种回归是民众对乡村文化的认可。然而,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不断演进,在构建新型乡村文化空间时,难免忽略文化的差异性,习惯性地统一规划与建设,形成均质化的文化景观与文化品牌,无法真正融入乡村文化的本真内涵中⑱。因此,手工技艺更加强调文化本真性的重要性,回归本真性的空间场域,能够使由自上而下的主导型模式转变为自下而上的参与式模式。当内容足够优秀时,乡村文化空间的重构就由被动转为主动。以手工技艺为内容构建乡村文化空间,能够满足新时期乡村生活和文化需求,从而进一步留住手艺、留住人才,甚至吸引劳动力从外部回流,形成以点带面的文化产业链,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三、体验:交互的空间关系

能够在既定的人与人、人与物的交互行为中生成情感和感悟的“体验”是乡村文化空间重构的重要方式。正像梅格-庞蒂所说,“世界并非我之所想,而是我之所活”⑲,体验是探索、反思、解释乡村文化及其所处空间的最切合方式。处于空间中的人能够通过体验,将切身的经历和实践在与同一空间中的他人和他物的交互中进行相互传递,凝结成特有的情感和感悟,进而形成特定的空间关系。从体验与空间的关系出发,不难发现,空间是通过人类活动创造的“人化”的空间⑳。向上追溯,《道德经》中有:“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㉑这表明,在探讨空间中实体与虚体的相互关系时,车、器、室所形成空间的出发点是与人的交互,此类空间关系即是体验。人们通过视觉、听觉、触觉等感官去理解空间中的具体或抽象的事物,这种理解始终关联着具体的情境。手工艺相比于乡村文化中的其他门类,在长期生产生活的积淀中,包含着人们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理解、感悟。手工艺活动形成对传统文化整合与传承的情景,其自身的生产性、实用性特征使其在体验方面更具优势,在乡村文化空间重构的过程中重视体验的作用也就成为必然。

当下这个物质十分充裕的社会,也正是由于部分商品的过剩,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人们在文化层面的自我意识觉醒。乡村文化空间的重构,实际上是在这一觉醒过程中构造一个包含文化遗产、身份定位、物质载体的综合性体验空间。从这一角度看,以手工艺及其凝聚的乡村文化为核心,开发文化旅游体验,构造具有交互特性的新型乡村文化空间关系具有现实意义。在这一空间关系中,手工艺体验是重要的旅游吸引物,区别于以往单纯的商品展示和售卖方式。手工艺体验作为沉浸式的游玩方式,能够让游客站得住、坐得下、再次来。手艺人能够通过协助游客进行体验活动获得收益,同时游客也更深入地了解当地乡村手工技艺的制作过程及其背后的故事。在认可手艺人的才华及背后的故事之后,手工艺成品的附加值也会进一步提升。例如景德镇三宝村,以手工制瓷技艺为核心,结合在历史发展进程中遗留的瓷土矿、古水碓、古窑遗址等物质文化遗产,形成以体验为内核的陶瓷文化空间关系。目前,三宝村围绕手工制瓷技艺和手工制瓷原料开采设有传统颜色釉瓷、传统青花瓷、传统雕塑瓷、传统粉彩瓷、传统古彩瓷、传统珐琅彩瓷、传统影青瓷、传统玲珑瓷、传统柴窑烧造 9 个门类的手工制瓷传承体验中心,游客能够亲身体验手工制瓷技艺的魅力,感悟其中凝结的陶瓷文化。从整体空间关系上看,三宝村形成了文化、环境和社会生活频繁交互的文化生态圈式空间。在这个综合性文化空间内,长久群聚生活中所形成的生产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和艺术表现形式等内容与其所依附的环境相互作用,形成具有开放性、变动性和整体性的空间关系。在这一状况下重构乡村文化空间,就不能将其作为一个个“文化碎片”或“文化孤岛”进行“圈护”㉒,而是要对文化全局予以关注,不仅要注意传统手工艺的历史形态,也不能忽视和歧视其现实状况和将来发展。因此,手工艺所具有的体验方式就成为乡村文化空间中未来发展的重要方向。从独立的空间单元看,三宝村遍布着一大批陶瓷技艺工作室、传习所、体验馆以及陶瓷文化相关的展示、展览空间,对当地乡村文化的积淀、展示、传承和传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在这一空间关系中,“人”的因素不断集聚。一方面,大量的传统老艺人和新生代传习者寻求到安身立命的场所与机会,“景漂”成为了景德镇千年瓷业中的新移民,与“景根”一起成为今天支撑景德镇发展的中坚力量,孕育了当地赖以生存的文化核心。另一方面,空间关系中的文化体验效应对于短期旅居的游客具有极强的吸引力,形成更为开放的乡村文化空间。

在乡村文化空间关系中,手工艺体验的方式能够增强现代社会中人与人、人与物之间的交互,保持乡村文化的活性。自古以来,乡村手工艺是手艺人在与生产生活相适应的社会环境中凝结而成的智慧结晶,不仅为人们提供生产生活需要,更传递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关系,密切社会成员之间的互动,是一定社会人群交往的重要方式,一件手工艺品就是一个民族或地区的历史与文化的缩影,映射出文化演绎的过程㉓。然而,带有乡土性、地域性的乡村文化随着我国城镇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和民众基础的不断缩减而不同程度地发生变化,一度面临断裂的风险。手工艺体验恰是一种增强互动的方式,不仅仅在乡村内部承接传统文化的因素,更是在与城镇和其他乡村地区的交融中汇入新时代文化,使其承载的乡村文化不再陈旧、空洞,成为适应现代社会形态的新型乡村文化。例如江西东固畲族乡东溪村的刘节亮、刘节明、刘节旺三兄弟传承的“东固造像技艺”是一项将木雕工艺与民间宗教造像、民间信仰仪式结合的综合性技艺。虽然极具文化特色,也与其他乡村手工艺同样面临过发展中的阵痛,但文化成为难以割舍的传承链条,使三兄弟在保持传统面貌的基础上将此项技艺及其承载的传统文化传承至今。三兄弟逐步改变了原本口口相传单独经营的方式,将传统技艺与现代理念结合,将传统作坊与现代展示馆结合,跳出曾经敝帚自珍的固执、保守观念,为手艺人、学生、游客提供体验、参观、学习的机会,设立的“东固传统造像展示馆”,既是江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基地与传习所,也成为当地具有代表性的文化空间。体验式的交互通过面对面的方式,在经济效益增长的同时,向内刺激当地手工艺资源的再利用和其背后的传统文化凝聚,向外宣传优秀的文化旅游资源,激发乡村文化活性。

结语

从茫茫荒野走入城市,是人类社会的最伟大进步之一,但城镇化既可能是无可比拟的未来之光明前景所在,也可能潜藏危机㉔。快速城镇化所暴露出的种种问题使我们再次认识到乡村文化的根脉问题,构建更加完善、健全、以人为本的乡村文化空间是当前的重要任务。手工艺因其浓重的乡村属性和乡村文化特征,自然成为乡村文化空间重构的核心。以手工艺为核心,从身体、技艺、体验由小到大的3个维度空间构成新型的乡村文化空间,能够在与乡村中人文环境、人居生活、历史文化等空间结构的交互中发挥重要作用。在乡村文化空间重构过程中保护、传承、发展手工艺不仅是对历史和文化的尊重,也有助于促进乡村经济的增长。进一步为社会提供文化服务,以手工艺带动产业、就业,借助手工艺讲历史故事、讲工匠精神,活化遗产遗址和传统村落文化资源。更为重要的是,手工艺能够集聚一个地区,乃至一个民族的文化认同感,能够打造具有特色的乡村文化,丰富乡村生活和产业内涵,助力乡村振兴。在自觉承续传统技艺的同时,对于延续中华民族文脉、树立文化自信具有重要的意义。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从苏作到京作:大运河文化带传统手工艺及其文化范式研究”(项目编号:19BG128)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陈聪 中国艺术研究院工艺美术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工艺美术、手工艺、非物质文化遗产。

编辑:李振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