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输入关键字!
2024-04-14   星期日   农历三月初六   
罗正副: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体系的探索与建设
来源: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网 作者:罗正副 创建时间: 2024.01.24 19:29:00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体系的探索与建设:读《生生遗续  代代相承——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体系研究》

作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课题“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体系研究”的主体成果,彭兆荣所著《生生遗续 代代相承——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体系研究》(以下简称《生生遗续 代代相承》)一书,目标非常明确,旨在探索非物质文化遗产体系的中国范式。因此,本书实际体现出的特点也相当明显,主要表现为自觉性、反思性、谱系性和建设性四个方面的特征。

一、自觉性

《生生遗续 代代相承》开宗明义,在前言的第一页第一段指出:“该专著从理论与理念层面对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体系进行探索,提出‘生生遗续’作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体系的核心概念。‘生生’一词典出《周易·系辞上》:‘生生之谓易’,包含生生不息、世代相传的意思,是完整、简洁且具有中国智慧、中国道理的概念‘版本’。”①这段文字,直截了当地言明本书理论建构的自觉性。这种理论自觉,既体现在全书各章节选题内容的方方面面,又全面地展现着“生生遗续,代代相传”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体系。自觉挖掘本土资源,自始至终贯穿全书,如谈及概念自觉,作者认为,“中国的遗产体系首先要有自己的概念系统……需要有中国自己的特色”②。在这样的自觉认识前提下,本书在“中国自己的特色”概念体系建设方面着墨甚多,具体在下文谱系性和建设性等部分中详述。

除了概念自觉外,作者还指出“我们要建立中国的遗产体系,自然要符合我国知识体系”③,遗产的知识系统、分类系统和命名系统要植根于中国本土原有的传统资源,实践系统则强调“活在民间”④,遗产“是与广大人民生活实践有机结合在一起,是活生生的”⑤,故称“活态文化”⑥。至于保护系统,在于揭示“中国传统文化遗产与对自然的理解、实践融合为一体。其中包含了‘自然保护’的理念和实践”⑦。这表达的是一种保护、爱护自然,合理利用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经验和观念。一言以蔽之,自觉建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体系,重在“中国”。因此,在遗产的概念、分类、命名、知识、实践和保护等诸多系统建设过程中,一定要有“中国自己的特色”的自觉。

二、反思性

《生生遗续 代代相承》的反思性甚为突出。强烈的反思意识,建立在不同时代,各个国家相关领域的不同意见或见解殊异的前提基础之上。如果要用一句话来归纳本书的反思性,作者提出的“‘疑古’精神可嘉;而‘质洋’则更有必要!”⑧无疑是再合适不过了。可以说,全书的理论自觉,完全是对古、今、中、西相关问题的不满意、不满足,在“需要进行质疑、质正……重新评估”⑨的批判和反思精神的指引下展开的。针对当下中国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领域实践有余、理论不足的现状,才要进行对“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体系”的探索和建构,这也是课题立项的初衷。反思西方与中国的过去和当下,从而建设未来,是课题的“初心”本意。众所周知,学术批评、反思容易,建设难。所以,学术主流从来多是好批评,尚反思,而缺乏真正意义上的建设,这是本书的难能可贵之处和具有重要创新价值的地方。无论是概念系统、分类系统、命名系统、知识系统、实践系统、保护系统,还是自觉性,批评和反思都贯穿其中。最终目的在于,建构建设中国自己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体系。

本书的反思性特点,细微到对一个字、一个词,一个专题的中、西、古、今的对话,大则牵涉了大根大本的习惯思维、观念分歧,乃至形上信仰的反思。诸如“以人为本”的观念,“当人的生命受到蒙昧桎梏的时候,宣扬‘以人为本’无疑具有时代的进步意义”⑩。然而,时至今日,保护生物多样性,强调文化多样性已成为新的历史语境,“以人为本”便应当有所约束。特别是人类的所有行为都在这一口号主导之下,甚至延伸为“人类利益至上”原则。事实上,当今人类面临的诸多棘手问题,如环境、能源、污染、生物濒危等问题都与过分突出“人的特权”有关。因此,作者主张:“‘以人为本’应该服从于‘以生命为本’,即回到生命伦理的层面来讨论。”⑪

相比较而言,我国的文化遗产具有其鲜明特色。“天人合一”的生命认知与西方“以人为本”的历史语义不同,“天人合一”将生命的多样性都包含其中,“致中和”即为集中表述;而“和谐”为其所追求之至高境界。和谐是“指万物之欣荣协调,生命之友好相处。于是,生命本体成为一个超越单一生命个体的意义”⑫。生命本体的多元性,不仅对生命的关怀更为周到,而且也突出人类特殊的生命价值。在这样的认知系统和信仰世界里,“人的生命、身体都不过是自然道理中的一环,变化法则中的一范,万物形态中的一种。这构成了中国文化对生命本性的基本视野”⑬。

对照西方观念信仰层面上的反思,旨在探寻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体系,姑且不说全书的各个专题论域,即使仅从博物学一个领域切入,于中华的“本草”与生命的“本体”之间在认知实践上也是相当契合的。“本草”作为一个完整的中国医药体系,“它是先辈们对自然规律认识的智慧结晶,包括对自然界的各种物质、物体、物性以及人类自身体性所形成的整体性分类、阐释、实践和应用的总结,形成了中国传统的‘知行合一’——认知、经验、知识、表述、实践、效应等为一体的中医药哲理体性”⑭。这一体性以“自然”为基本,将生命、身体、造化、物理、变通、气势融为一体。以博物学的广阔视野,以“本草”为具体而微小的实体,所探讨的生命至上、生命本体,是宇宙万物一体,“天地人”性命攸关的崇高性文化表述和体现(代绪言的中心命题与论证理据),形成个体独立完整与宇宙万物完整,物我关联,“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的认知体系;亦“形成了一整套经验性、活态性、实践性、表述性知识谱系。若以当下之‘非物质文化遗产’(即无形文化遗产)观,大抵属之”⑮。

三、谱系性

注重知识谱系的爬梳,是《生生遗续 代代相承》的又一大特点。从上编第一章开篇 “文化遗产体系之‘知识考古’”,第五章“文化遗产之博物学知识谱系”的命名可知,整章内容围绕遗产、遗产事业、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及博物学在文化遗产体系中的知识谱系性根基进行梳理。除了以“知识考古”“知识谱系”直接命题的章节外,其他章节如“‘礼’之体与‘仪’之用”“以‘禮’服人”“‘家’的界定与边界”“地方与地方感”“‘景观’的文化考释”“‘工’简谱 ”“深刻‘工’铭与‘功’名”“业源与业缘”“本草名实”等,都用了大量的篇幅展开相关问题的知识谱系梳理。其具体考释爬梳方法,是先通过文字训诂,考之于甲骨文、《说文解字》等字书,在此基础上,紧紧把握文化遗产的中心论题,进一步充分利用现代研究成果。

比如考察“工”的谱系源流,从《说文解字·工部》入手,回溯甲骨文的字形释义,进而特别重视汲取现代研究的相关成果,字典文字学方面征引自谷衍奎《汉字源流字典》、白川静《常用字解》、陈梦家《中国文字学》;其他相关成果征引自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于省吾《甲骨文字释林》、张光直《商文明》《中国青铜时代》、胡厚宣《殷商史》、许倬云《求古编》、许进雄《许进雄古文字论集》等。这些名家学者的著述,涉及先秦以降的原典文献之多,专业博雅君子了然于胸,不需多言。梳理“工”的文字谱系之后,紧接着考释相关的关键词语,如手工、工艺、工匠、工种、工作、工具,以及“工”铭与“功”名,探讨它们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领域的关联性和重要性,参考的文献除了反复引用上述提及的著述之外,还有莫斯、涂尔干等编著的《论技术、技艺与文明》、柳宗悦《工艺文化》、盐野米松《留住手艺》、霍梅尔《手艺中国》、丁山《中国古代宗教与神话考》、李学勤《东周与秦代文明》、蒋勋《汉字书法之美》、巫鸿《时空中的美术》、陈年福《甲骨文词义论稿》,等等,足见本书作者在知识谱系“考古”方面所下的扎实功夫。做如此的努力,作者归纳说:“‘工’实难概述,就知识传统而论,它与‘贡’原为一体,以劳动果实为贡献,既祭祀于天,又自我生计;‘工’与‘功’亦可转换,既可计量,又可表彰;‘工’与‘工作’同畴,既可实指,又可泛称;‘工’与‘分工’的社会秩序演化,既有历时的粗细,又有共时的社会结构;‘工’在‘工业’中延伸,将工作各类的专业化,既表现为行业的发展,又体现传承的范畴;还有很多,不一而足。”⑯这夫子自道的总结,不仅阐明“工”及其衍生的关键词与遗产的密切关系,而且充分展现出作者在知识谱系方面知难而进的努力。

花大力气,下扎实功夫于知识谱系的爬梳,其目的就像作者在讨论遗产事业时所述:“我们用很长的篇幅来梳理遗产事业的逻辑生成、历史语境、话语特征、知识结构、策略设计等,旨在揭示:当今的‘遗产’并非从我们自己传统中生成的——既没有体现中华民族的文化个性,其形式也不符合中国自身的文化身段。”⑰此话虽然仅就遗产事业而言,但事实上用于全书的各个章节、主题的谱系性梳理,都是贴切允当的。因此,必须挖掘和探索中国本土的谱系资源,既探寻到论证的合理合法性依据,又要明确强调结论源自于自身的传统,更为重要的是,我们所努力建构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体系,是要符合中国本土实际的。

四、建设性

作者将中国遗产体系归纳为六大系统(图1),即上文讨论自觉性时所提及的概念系统、分类系统、命名系统、知识系统、实践系统和保护系统。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六大系统的归纳,虽然谈的是中国遗产体系,事实上,中国文化遗产体系和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体系也包含于其中,即后两者是前者的构成。换句话说,这六大系统,同时适用于中国文化遗产和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体系建构。

以最具建设性的概念系统为例,第一个要讲的概念是“传家宝”。传家宝的“宝”,原指家中有玉,极其珍贵;“家”在中国具有“家—国”的意义,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传统思想观念来看,“家国天下”实为三位一体;“传”即是本书中心主题的“代代相承”“代代相传”。基于此,作者将传家宝视为“我国文化遗产体系之承”。其原因是:“由于‘家—国’一体,所以,自古就没有西方历史上‘私产’与‘公产’的概念,更不会有从‘私产’到‘公产’的演化轨迹;只有到了近代引进西式国家体制后(我国采借的国体是共和制),才有真正意义上公民社会中的‘公产’(遗产)概念。而我国自古以来的‘传家宝’已经包含‘传家’的遗产意味。因此,传家宝的传承方式大抵属于我国自己的表述概念。”⑲

第二个要探讨的概念是“家园遗产”。作者很早就从人类学和遗产的角度提出家园遗产的概念,多年来不间断地从不同的角度和领域展开阐释论证,在《生生遗续 代代相承》一书中得到集中体现。“‘家园’本身就有空间和时间上的维度规定。重要的是,她是承载文化的基地,也是文化遗产,特别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根据地。”⑳如前所述,我国传统的“家—国—天下”体系密切关联,所以传统的文化遗产与“家—家园”构成了一个表述共同体的关系,这也是作者提出“家园遗产”㉑的根本理由所在。家园遗产“不仅是指从过去到现在的历史关联,也指从现在到将来的携行相伴和分享命运的共同体”㉒。当然,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传统以“居落”“村落”为地方实体的家园,已经成为“地球村”网络的构成网点。由于空间扩张的现实,地球村打破了传统家园的概念,上升为“人类家园”,即形成“一个巨大的人类共同体”,自然承担着保护人类文化多样性的历史使命㉓。从这个意义上说,家园遗产的概念既立足于中国传统的“家—国—天下”体系,又是全球范围、人类世界的“家—国—天下”体系。

作为全书总纲领的“生生遗续”概念,作者除了在前言开篇申明、解释和界定外,文中仍多有强调:“我国的文化遗产可以‘生生遗续’概之。就体系的结构而言,它大致包括三个层次和要素,即总体系(system)、次体系(sub-system)和核心元素(key elements)。在本书中,‘生生遗续’为总体系,‘六生’为次体系,每一个次体系中又有各自的核心元素。因此我们选择它作为项目的总体设计中的核心价值,并将它作为主导性概念统领整个成果的框架。作为‘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体系’的总称,其他的分支都受其统领,并由之生发。”㉔

从生生遗续图(图2)不难看出,生生遗续体系的“六生”包括生命礼仪、生态亲和、生养制度、生计方式、生产技术、生业组织。作者从六个方面推衍论证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体系,可谓生生不息,代代相传,最终落脚点即全书的结语,是以“中华本草”为依据的天人合一及以“生命本体”为依据的终极关怀。天人合一,生命本体,也是至大至久的文化遗产崇高性的集中呈现。

探索中国遗产统一的表述范式和认知思维是极其不容易的,因为中国不仅有汉族,还包括藏族、蒙古族、壮族和布依族等诸多少数民族,其文化遗产,甚至细微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征、特性,都各有千秋,千差万别。因此,探寻到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共同性,这个共同性可以称为“体系”,不仅有相当的难度,更是做出了积极、重要的创新和贡献。《生生遗续 代代相承》取得的建设性意义和价值甚多,从概念系统如此有理有据,周密翔实地探讨可见一斑,其他如分类系统、命名系统、知识系统、实践系统和保护系统,或分散于各个章节的讨论,或集中于相关专题的论证,无不周圆完备。

五、崇高性视域下的自觉性、反思性、谱系性与建设性

归纳《生生遗续 代代相承》一书的四大特征:自觉性、反思性、谱系性和建设性,其实是一个完全的整体,是一套理论体系建立必备的构建模式。理论自觉,往往是不满足、不满意已有的研究,在对前人研究反思的基础之上,另开新路。学术研究的另辟蹊径,即建构性,并非是完全的另起炉灶,全新开启,而是具有明确指向性反思的同时,承续相关研究的谱系,一点一滴梳理相关研究的来龙去脉,并“接着讲”。所谓“接着讲”,就是在知识谱系前提下进一步去推进,这个“推进”即是前人没有讲好或没有讲、没有做的。我们也要知道,只有理论自觉,才有可能谈建设,理论自觉都没有,怎么可能有学术的建构,新理论的建立呢?因此,自觉性、反思性、谱系性和建设性,不仅是理论体系建构的普遍模式,而且是理论建设缺一不可的构成要素。完全可以说,唯有保证四大要素的完全整体性,才可能创建出新的理论体系。从《生生遗续 代代相承》提炼出的自觉性、反思性、谱系性和建设性四大特征,说明本书是符合学术创新、理论创建的普遍学术发展规律的,不仅值得有理论诉求的学者认真学习和借鉴效法,而且其创新方法、思路和精神应当得到大力传播弘扬。

为了更好地理解本书自觉性、反思性、谱系性和建设性的特点及其完全整体性,笔者再集中以“中国文化遗产中的崇高性”为例,进一步阐述说明。首先,中国文化遗产是崇高的,因此,作者明确指出崇高性是中国文化遗产的“形上”“神圣”定位。崇高性既是中国文化遗产体系之脉之法,“亦为我国文化遗续之本相”㉖,这充分体现了本书的理论自觉性。中国文化遗产崇高性的理论定位自觉,其实有一个对话反思的前提,即是西方世界,特别是巫鸿专门著文阐述的“纪念碑性”。甚至可以讲,作者主张中国文化遗产的崇高性定位是反思西方纪念碑性的结果。用他的话说:“凯旋门突出纪念碑性,天安门凸显崇高性。”㉗这些自觉性和反思性的结论与主张,并非凭空而出,是从中国的知识、观念、思想和具体遗产呈现出的谱系性梳理、推论、阐发形成的:“崇高性远不止表现在现世与祖先之间的简单关系,它是中国人民自古而下的一种思维形态,是祖先认知世界的一种经验智慧,是中国特色的知识体制的内在结构,是建筑中国传统礼制的奠基石,形成了一个以崇高性为核心价值的无形文化遗产体系和传承机制。”㉘在阐释这些观点的内容上,无论从“帝(禘)—王—皇”的“正名”崇高,“祖(宗)”“社”的务实崇高;还是“天命”“性命观”“德”的崇高垂范;抑或“丘”“墟”“台”的“形意之合”崇高;甚或“陵墓/凹凸”交通转换的崇高性;以及“仙”,得道的崇高性归宿,无一不是从中国的知识学说脉络,观念思想信仰,乃至“形意”与“形上”爬梳阐述崇高性这一中心。具体来讲,“帝(禘)—王—皇”“祖(宗)”“社”“德”“丘”“墟”“台”“仙”“命”“天命”“性命”等中国本土的重要概念和命题,均从甲骨文、《说文解字》,及相关重要典籍的字形、字义和引申的知识谱系梳理出来,并充分实现了谱系性特点的紧密关联性论证。通过理论自觉,对话反思,谱系梳理,最终建立中国文化遗产的崇高性理念,其逻辑前提是“由祖上一以贯之的文化纽带、文化精髓从来没有失去,而是经久地传承”㉙的结果。从代绪言对中国遗产崇高性的论证可知,自觉性、反思性、谱系性和建设性四大特点不仅构成了全书的立论架构,而且是一个完全的整体。以此类推,除了代绪言外,全书还包括上编和下编,共三大部分,以及各章节的主要内容,无不体现自觉性、反思性、谱系性和建设性四方面的显著特征。其实,四大特征是浑然一体的,自觉性之中包含反思性和建设性;谱系性涉及反思性、自觉性、建设性;反思性则是自觉性的结果,它以谱系性为基础,以建设性为目的;而建设性是离不开自觉性、反思性和谱系性的,如此等等,实难泾渭分明地区别彼此。本文从四方面各个分开讨论,只是为了方便阐述而已。

最后要特别指出的是,《生生遗续 代代相承》除了重视挖掘中国本土资源,着力探索建立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体系之外,也关注西方遗产理论基础和实践案例,既注重全球化的时代背景,又熟悉国际相关法规条文和实践操作。前者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国际相关公约协议,后者如熟知日本、韩国、法国、澳大利亚等国家或地区的具体落实。国际理论、实践与中国传统概念、知识等资源合而为一,建设形成生生遗续、代代相传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体系。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实践记忆论纲”(项目编号:19XMZ00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罗正副 贵州大学历史与民族文化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人类学实践记忆理论、文化传承等。

编辑:刘爽 李振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