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体系的探索与建设：读《生生遗续  代代相承——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体系研究》

作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课题“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体系研究”的主体成果，彭兆荣所著《生生遗续 代代相承——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体系研究》（以下简称《生生遗续 代代相承》）一书，目标非常明确，旨在探索非物质文化遗产体系的中国范式。因此，本书实际体现出的特点也相当明显，主要表现为自觉性、反思性、谱系性和建设性四个方面的特征。

一、自觉性

《生生遗续 代代相承》开宗明义，在前言的第一页第一段指出：“该专著从理论与理念层面对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体系进行探索，提出‘生生遗续’作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体系的核心概念。‘生生’一词典出《周易·系辞上》：‘生生之谓易’，包含生生不息、世代相传的意思，是完整、简洁且具有中国智慧、中国道理的概念‘版本’。”①这段文字，直截了当地言明本书理论建构的自觉性。这种理论自觉，既体现在全书各章节选题内容的方方面面，又全面地展现着“生生遗续，代代相传”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体系。自觉挖掘本土资源，自始至终贯穿全书，如谈及概念自觉，作者认为，“中国的遗产体系首先要有自己的概念系统……需要有中国自己的特色”②。在这样的自觉认识前提下，本书在“中国自己的特色”概念体系建设方面着墨甚多，具体在下文谱系性和建设性等部分中详述。

除了概念自觉外，作者还指出“我们要建立中国的遗产体系，自然要符合我国知识体系”③，遗产的知识系统、分类系统和命名系统要植根于中国本土原有的传统资源，实践系统则强调“活在民间”④，遗产“是与广大人民生活实践有机结合在一起，是活生生的”⑤，故称“活态文化”⑥。至于保护系统，在于揭示“中国传统文化遗产与对自然的理解、实践融合为一体。其中包含了‘自然保护’的理念和实践”⑦。这表达的是一种保护、爱护自然，合理利用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经验和观念。一言以蔽之，自觉建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体系，重在“中国”。因此，在遗产的概念、分类、命名、知识、实践和保护等诸多系统建设过程中，一定要有“中国自己的特色”的自觉。

二、反思性

《生生遗续 代代相承》的反思性甚为突出。强烈的反思意识，建立在不同时代，各个国家相关领域的不同意见或见解殊异的前提基础之上。如果要用一句话来归纳本书的反思性，作者提出的“‘疑古’精神可嘉；而‘质洋’则更有必要！”⑧无疑是再合适不过了。可以说，全书的理论自觉，完全是对古、今、中、西相关问题的不满意、不满足，在“需要进行质疑、质正……重新评估”⑨的批判和反思精神的指引下展开的。针对当下中国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领域实践有余、理论不足的现状，才要进行对“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体系”的探索和建构，这也是课题立项的初衷。反思西方与中国的过去和当下，从而建设未来，是课题的“初心”本意。众所周知，学术批评、反思容易，建设难。所以，学术主流从来多是好批评，尚反思，而缺乏真正意义上的建设，这是本书的难能可贵之处和具有重要创新价值的地方。无论是概念系统、分类系统、命名系统、知识系统、实践系统、保护系统，还是自觉性，批评和反思都贯穿其中。最终目的在于，建构建设中国自己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体系。

本书的反思性特点，细微到对一个字、一个词，一个专题的中、西、古、今的对话，大则牵涉了大根大本的习惯思维、观念分歧，乃至形上信仰的反思。诸如“以人为本”的观念，“当人的生命受到蒙昧桎梏的时候，宣扬‘以人为本’无疑具有时代的进步意义”⑩。然而，时至今日，保护生物多样性，强调文化多样性已成为新的历史语境，“以人为本”便应当有所约束。特别是人类的所有行为都在这一口号主导之下，甚至延伸为“人类利益至上”原则。事实上，当今人类面临的诸多棘手问题，如环境、能源、污染、生物濒危等问题都与过分突出“人的特权”有关。因此，作者主张：“‘以人为本’应该服从于‘以生命为本’，即回到生命伦理的层面来讨论。”⑪

相比较而言，我国的文化遗产具有其鲜明特色。“天人合一”的生命认知与西方“以人为本”的历史语义不同，“天人合一”将生命的多样性都包含其中，“致中和”即为集中表述；而“和谐”为其所追求之至高境界。和谐是“指万物之欣荣协调，生命之友好相处。于是，生命本体成为一个超越单一生命个体的意义”⑫。生命本体的多元性，不仅对生命的关怀更为周到，而且也突出人类特殊的生命价值。在这样的认知系统和信仰世界里，“人的生命、身体都不过是自然道理中的一环，变化法则中的一范，万物形态中的一种。这构成了中国文化对生命本性的基本视野”⑬。

对照西方观念信仰层面上的反思，旨在探寻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体系，姑且不说全书的各个专题论域，即使仅从博物学一个领域切入，于中华的“本草”与生命的“本体”之间在认知实践上也是相当契合的。“本草”作为一个完整的中国医药体系，“它是先辈们对自然规律认识的智慧结晶，包括对自然界的各种物质、物体、物性以及人类自身体性所形成的整体性分类、阐释、实践和应用的总结，形成了中国传统的‘知行合一’——认知、经验、知识、表述、实践、效应等为一体的中医药哲理体性”⑭。这一体性以“自然”为基本，将生命、身体、造化、物理、变通、气势融为一体。以博物学的广阔视野，以“本草”为具体而微小的实体，所探讨的生命至上、生命本体，是宇宙万物一体，“天地人”性命攸关的崇高性文化表述和体现（代绪言的中心命题与论证理据），形成个体独立完整与宇宙万物完整，物我关联，“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的认知体系；亦“形成了一整套经验性、活态性、实践性、表述性知识谱系。若以当下之‘非物质文化遗产’（即无形文化遗产）观，大抵属之”⑮。

三、谱系性

注重知识谱系的爬梳，是《生生遗续 代代相承》的又一大特点。从上编第一章开篇 “文化遗产体系之‘知识考古’”，第五章“文化遗产之博物学知识谱系”的命名可知，整章内容围绕遗产、遗产事业、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及博物学在文化遗产体系中的知识谱系性根基进行梳理。除了以“知识考古”“知识谱系”直接命题的章节外，其他章节如“‘礼’之体与‘仪’之用”“以‘禮’服人”“‘家’的界定与边界”“地方与地方感”“‘景观’的文化考释”“‘工’简谱 ”“深刻‘工’铭与‘功’名”“业源与业缘”“本草名实”等，都用了大量的篇幅展开相关问题的知识谱系梳理。其具体考释爬梳方法，是先通过文字训诂，考之于甲骨文、《说文解字》等字书，在此基础上，紧紧把握文化遗产的中心论题，进一步充分利用现代研究成果。

比如考察“工”的谱系源流，从《说文解字·工部》入手，回溯甲骨文的字形释义，进而特别重视汲取现代研究的相关成果，字典文字学方面征引自谷衍奎《汉字源流字典》、白川静《常用字解》、陈梦家《中国文字学》；其他相关成果征引自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于省吾《甲骨文字释林》、张光直《商文明》《中国青铜时代》、胡厚宣《殷商史》、许倬云《求古编》、许进雄《许进雄古文字论集》等。这些名家学者的著述，涉及先秦以降的原典文献之多，专业博雅君子了然于胸，不需多言。梳理“工”的文字谱系之后，紧接着考释相关的关键词语，如手工、工艺、工匠、工种、工作、工具，以及“工”铭与“功”名，探讨它们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领域的关联性和重要性，参考的文献除了反复引用上述提及的著述之外，还有莫斯、涂尔干等编著的《论技术、技艺与文明》、柳宗悦《工艺文化》、盐野米松《留住手艺》、霍梅尔《手艺中国》、丁山《中国古代宗教与神话考》、李学勤《东周与秦代文明》、蒋勋《汉字书法之美》、巫鸿《时空中的美术》、陈年福《甲骨文词义论稿》，等等，足见本书作者在知识谱系“考古”方面所下的扎实功夫。做如此的努力，作者归纳说：“‘工’实难概述，就知识传统而论，它与‘贡’原为一体，以劳动果实为贡献，既祭祀于天，又自我生计；‘工’与‘功’亦可转换，既可计量，又可表彰；‘工’与‘工作’同畴，既可实指，又可泛称；‘工’与‘分工’的社会秩序演化，既有历时的粗细，又有共时的社会结构；‘工’在‘工业’中延伸，将工作各类的专业化，既表现为行业的发展，又体现传承的范畴；还有很多，不一而足。”⑯这夫子自道的总结，不仅阐明“工”及其衍生的关键词与遗产的密切关系，而且充分展现出作者在知识谱系方面知难而进的努力。

花大力气，下扎实功夫于知识谱系的爬梳，其目的就像作者在讨论遗产事业时所述：“我们用很长的篇幅来梳理遗产事业的逻辑生成、历史语境、话语特征、知识结构、策略设计等，旨在揭示：当今的‘遗产’并非从我们自己传统中生成的——既没有体现中华民族的文化个性，其形式也不符合中国自身的文化身段。”⑰此话虽然仅就遗产事业而言，但事实上用于全书的各个章节、主题的谱系性梳理，都是贴切允当的。因此，必须挖掘和探索中国本土的谱系资源，既探寻到论证的合理合法性依据，又要明确强调结论源自于自身的传统，更为重要的是，我们所努力建构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体系，是要符合中国本土实际的。

四、建设性

作者将中国遗产体系归纳为六大系统（图1），即上文讨论自觉性时所提及的概念系统、分类系统、命名系统、知识系统、实践系统和保护系统。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六大系统的归纳，虽然谈的是中国遗产体系，事实上，中国文化遗产体系和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体系也包含于其中，即后两者是前者的构成。换句话说，这六大系统，同时适用于中国文化遗产和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体系建构。

以最具建设性的概念系统为例，第一个要讲的概念是“传家宝”。传家宝的“宝”，原指家中有玉，极其珍贵；“家”在中国具有“家—国”的意义，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传统思想观念来看，“家国天下”实为三位一体；“传”即是本书中心主题的“代代相承”“代代相传”。基于此，作者将传家宝视为“我国文化遗产体系之承”。其原因是：“由于‘家—国’一体，所以，自古就没有西方历史上‘私产’与‘公产’的概念，更不会有从‘私产’到‘公产’的演化轨迹；只有到了近代引进西式国家体制后（我国采借的国体是共和制），才有真正意义上公民社会中的‘公产’（遗产）概念。而我国自古以来的‘传家宝’已经包含‘传家’的遗产意味。因此，传家宝的传承方式大抵属于我国自己的表述概念。”⑲

第二个要探讨的概念是“家园遗产”。作者很早就从人类学和遗产的角度提出家园遗产的概念，多年来不间断地从不同的角度和领域展开阐释论证，在《生生遗续 代代相承》一书中得到集中体现。“‘家园’本身就有空间和时间上的维度规定。重要的是，她是承载文化的基地，也是文化遗产，特别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根据地。”⑳如前所述，我国传统的“家—国—天下”体系密切关联，所以传统的文化遗产与“家—家园”构成了一个表述共同体的关系，这也是作者提出“家园遗产”㉑的根本理由所在。家园遗产“不仅是指从过去到现在的历史关联，也指从现在到将来的携行相伴和分享命运的共同体”㉒。当然，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传统以“居落”“村落”为地方实体的家园，已经成为“地球村”网络的构成网点。由于空间扩张的现实，地球村打破了传统家园的概念，上升为“人类家园”，即形成“一个巨大的人类共同体”，自然承担着保护人类文化多样性的历史使命㉓。从这个意义上说，家园遗产的概念既立足于中国传统的“家—国—天下”体系，又是全球范围、人类世界的“家—国—天下”体系。

作为全书总纲领的“生生遗续”概念，作者除了在前言开篇申明、解释和界定外，文中仍多有强调：“我国的文化遗产可以‘生生遗续’概之。就体系的结构而言，它大致包括三个层次和要素，即总体系（system）、次体系（sub-system）和核心元素（key elements）。在本书中，‘生生遗续’为总体系，‘六生’为次体系，每一个次体系中又有各自的核心元素。因此我们选择它作为项目的总体设计中的核心价值，并将它作为主导性概念统领整个成果的框架。作为‘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体系’的总称，其他的分支都受其统领，并由之生发。”㉔

从生生遗续图（图2）不难看出，生生遗续体系的“六生”包括生命礼仪、生态亲和、生养制度、生计方式、生产技术、生业组织。作者从六个方面推衍论证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体系，可谓生生不息，代代相传，最终落脚点即全书的结语，是以“中华本草”为依据的天人合一及以“生命本体”为依据的终极关怀。天人合一，生命本体，也是至大至久的文化遗产崇高性的集中呈现。

探索中国遗产统一的表述范式和认知思维是极其不容易的，因为中国不仅有汉族，还包括藏族、蒙古族、壮族和布依族等诸多少数民族，其文化遗产，甚至细微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征、特性，都各有千秋，千差万别。因此，探寻到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共同性，这个共同性可以称为“体系”，不仅有相当的难度，更是做出了积极、重要的创新和贡献。《生生遗续 代代相承》取得的建设性意义和价值甚多，从概念系统如此有理有据，周密翔实地探讨可见一斑，其他如分类系统、命名系统、知识系统、实践系统和保护系统，或分散于各个章节的讨论，或集中于相关专题的论证，无不周圆完备。

五、崇高性视域下的自觉性、反思性、谱系性与建设性

归纳《生生遗续 代代相承》一书的四大特征：自觉性、反思性、谱系性和建设性，其实是一个完全的整体，是一套理论体系建立必备的构建模式。理论自觉，往往是不满足、不满意已有的研究，在对前人研究反思的基础之上，另开新路。学术研究的另辟蹊径，即建构性，并非是完全的另起炉灶，全新开启，而是具有明确指向性反思的同时，承续相关研究的谱系，一点一滴梳理相关研究的来龙去脉，并“接着讲”。所谓“接着讲”，就是在知识谱系前提下进一步去推进，这个“推进”即是前人没有讲好或没有讲、没有做的。我们也要知道，只有理论自觉，才有可能谈建设，理论自觉都没有，怎么可能有学术的建构，新理论的建立呢？因此，自觉性、反思性、谱系性和建设性，不仅是理论体系建构的普遍模式，而且是理论建设缺一不可的构成要素。完全可以说，唯有保证四大要素的完全整体性，才可能创建出新的理论体系。从《生生遗续 代代相承》提炼出的自觉性、反思性、谱系性和建设性四大特征，说明本书是符合学术创新、理论创建的普遍学术发展规律的，不仅值得有理论诉求的学者认真学习和借鉴效法，而且其创新方法、思路和精神应当得到大力传播弘扬。

为了更好地理解本书自觉性、反思性、谱系性和建设性的特点及其完全整体性，笔者再集中以“中国文化遗产中的崇高性”为例，进一步阐述说明。首先，中国文化遗产是崇高的，因此，作者明确指出崇高性是中国文化遗产的“形上”“神圣”定位。崇高性既是中国文化遗产体系之脉之法，“亦为我国文化遗续之本相”㉖，这充分体现了本书的理论自觉性。中国文化遗产崇高性的理论定位自觉，其实有一个对话反思的前提，即是西方世界，特别是巫鸿专门著文阐述的“纪念碑性”。甚至可以讲，作者主张中国文化遗产的崇高性定位是反思西方纪念碑性的结果。用他的话说：“凯旋门突出纪念碑性，天安门凸显崇高性。”㉗这些自觉性和反思性的结论与主张，并非凭空而出，是从中国的知识、观念、思想和具体遗产呈现出的谱系性梳理、推论、阐发形成的：“崇高性远不止表现在现世与祖先之间的简单关系，它是中国人民自古而下的一种思维形态，是祖先认知世界的一种经验智慧，是中国特色的知识体制的内在结构，是建筑中国传统礼制的奠基石，形成了一个以崇高性为核心价值的无形文化遗产体系和传承机制。”㉘在阐释这些观点的内容上，无论从“帝（禘）—王—皇”的“正名”崇高，“祖（宗）”“社”的务实崇高；还是“天命”“性命观”“德”的崇高垂范；抑或“丘”“墟”“台”的“形意之合”崇高；甚或“陵墓/凹凸”交通转换的崇高性；以及“仙”，得道的崇高性归宿，无一不是从中国的知识学说脉络，观念思想信仰，乃至“形意”与“形上”爬梳阐述崇高性这一中心。具体来讲，“帝（禘）—王—皇”“祖（宗）”“社”“德”“丘”“墟”“台”“仙”“命”“天命”“性命”等中国本土的重要概念和命题，均从甲骨文、《说文解字》，及相关重要典籍的字形、字义和引申的知识谱系梳理出来，并充分实现了谱系性特点的紧密关联性论证。通过理论自觉，对话反思，谱系梳理，最终建立中国文化遗产的崇高性理念，其逻辑前提是“由祖上一以贯之的文化纽带、文化精髓从来没有失去，而是经久地传承”㉙的结果。从代绪言对中国遗产崇高性的论证可知，自觉性、反思性、谱系性和建设性四大特点不仅构成了全书的立论架构，而且是一个完全的整体。以此类推，除了代绪言外，全书还包括上编和下编，共三大部分，以及各章节的主要内容，无不体现自觉性、反思性、谱系性和建设性四方面的显著特征。其实，四大特征是浑然一体的，自觉性之中包含反思性和建设性；谱系性涉及反思性、自觉性、建设性；反思性则是自觉性的结果，它以谱系性为基础，以建设性为目的；而建设性是离不开自觉性、反思性和谱系性的，如此等等，实难泾渭分明地区别彼此。本文从四方面各个分开讨论，只是为了方便阐述而已。

最后要特别指出的是，《生生遗续 代代相承》除了重视挖掘中国本土资源，着力探索建立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体系之外，也关注西方遗产理论基础和实践案例，既注重全球化的时代背景，又熟悉国际相关法规条文和实践操作。前者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国际相关公约协议，后者如熟知日本、韩国、法国、澳大利亚等国家或地区的具体落实。国际理论、实践与中国传统概念、知识等资源合而为一，建设形成生生遗续、代代相传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体系。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实践记忆论纲”（项目编号：19XMZ00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罗正副 贵州大学历史与民族文化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人类学实践记忆理论、文化传承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