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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晓光丨事实与价值:非遗通向教育的路——文明转型期的非遗新学科建设
来源:《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 作者:乔晓光 创建时间: 2024.05.20 14:07:00

【摘要】非遗学研究的对象是生活事实,是多民族活态文化的整体生态。当下大学文化遗产新学科建设仍处于学科分科时代的结构框架中。21世纪,中国处于前所未有的文明转型期,发展适应时代需求的文化遗产学科建设,首先要解决非遗在教育领域中事实与价值关系不对等的问题,探索复杂性实践的理念与方法。回顾近百年来非遗的“史前史”,从20世纪初“新文化运动”提倡的“到民间去”和北大的“民间歌谣采集运动”,到左翼木刻运动和延安鲁艺时期木刻艺术“民族化”,以及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民族民间文艺集成志书”工程,这些都可视为人民生活传统中文化事实的发现史。走向多民族生活形态,以系统性的田野研究推进非遗从生活事实向价值事实的知识生成,推进本土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和非遗新学科建设。

【关键词】文明转型期;事实与价值;活态文化;民间剪纸

多维实践非遗通向教育的路遥远而又艰难,但历史总是在边缘处闪烁着希望之光。今天,文明转型期的非遗传续实践不再是一个单向度的问题,而是已经进入到复杂性实践阶段。前所未有的文明转型,昔日的乡土社会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变化,农民与土地开始疏远和分离,许多乡村转向新兴的城镇化社区。村社传统与文旅的结合,乡村振兴带来的国家发展理念与地方实践的互融互动,这些都呈现出中华活态文明整体性转型与发展的时代特征。

只用传统与现代的二元思维来应对文明转型期的问题是不够的,目前,我国自上而下的单向度非遗实践模式有其不可避免的局限性,自下而上的非遗自发性实践在寻找着新的寄托。教育部在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中,新增设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业,这是相关文化遗产新学科建设的重要开端。长久以来,学院对乡土文化体系及民族民间艺术传统的理解有许多盲区,对非遗相关的生活实践经验和活态文化事实缺乏系统深入的了解。在学院的知识体系中,非遗作为知识和文化体系被认知与传播,许多基础的田野研究需要补充完善。非遗学的研究要走出项目化的思维模式,走出碎片化的孤立研究视角,深化和拓展多样性的研究实践框架,开展更有针对性和系统性的复杂性研究实践,以此推动学院与社区、城市与乡村在文化可持续及文明创新实践中的融合发展。

一、学院与村庄:百年非遗“史前史”

回顾近百年来乡村文化建设的历程,学院与村庄构成了知识分子和艺术家关注民间文化及乡土社会的实践现象。从20世纪初“新文化运动”提倡的“到民间去”和北京大学的“民间歌谣采集运动”,到左翼文化运动“文艺大众化”思潮影响下的新兴木刻运动以及延安鲁艺时期解放区木刻艺术的“民族化”创作,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民族民间文艺集成志书”工程,这些都可视为民族民间生活传统中文化事实的发现史。

中央美术学院与乡村民间美术的缘分,是历史赋予的机遇和使命,这个不具普遍性的学科发展个案,从微观史学的角度来看,也是具体的革命艺术家与史实事件的成因。民间美术作为学科生成的思想渊源,应该始于延安鲁艺时期革命文艺思想的艺术实践。到“大鲁艺”去向民间学习,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倡导的文艺精神,延安木刻的“民族化”即是以农民审美习惯为叙事语言作为参照进行的创新实践。延安鲁艺的采风模式和向民间艺术学习的艺术价值观,后来也成为中央美术学院民间美术系的教学理念。

21世纪初,从民间美术到非物质文化遗产新学科的转型发展,中央美术学院新创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继续坚持乡村民间美术田野发掘和中国民间剪纸的申遗保护、抢救记录、教育传承、艺术创新等一系列社会文化实践,探索开放的文化遗产社会实践观和多维的文化遗产教学观。从村庄开始,中央美术学院民间美术学科发展分为3个阶段:20世纪40年代延安鲁艺时期,20世纪80年代初改革开放时期,21世纪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时期。

70多年的学科发展历程,在乡村与学院的道路上我们坚持了对民间艺术的信念,以不断的多维实践推动了民间美术学科的发展,推进了学院与乡村社区的文化关联,这是一条不易的路,主要的阻力来自学院和教育体制内部对民间艺术价值认同的艰难。持续的乡村田野研究,促进了教学与课程的完善和深化,锻炼培养了人才,产生了许多有社会影响力的艺术创作,这是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民间美术系教育教学发展最活跃最有成效的时期。

为应对国家文化遗产现实发展的社会需要,文化和旅游部、教育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联合实施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群研修研习培训计划”(以下简称“研培”),初期的试点工作由中央美术学院承担,连续举办了4期“非遗保护与现代生活——中青年非遗传承人交流实践活动”,通过传承人与学院的双向互动,探讨传统技艺在当代生活中的传承和发展,为高校大范围开展“研培”提供了经验模式。针对社区传承困境,笔者等提出了“知情、知艺、知辩”的“三知”理念,以及“常态化、互动化、职业化”的“三化”实践模式①。文明转型期,高校的文化遗产职责不仅是推进学科建设,开设常规专业课程培养人才,文化遗产保护理念应纳入国民教育体系,让非遗成为惠及社会的文化与教育资源。

二、事实与价值:非遗的知识生成

非遗的知识体系不是文字和书写传统构成的书本知识,非遗的知识性存活于生活的常识和口头语言传统中。非遗学是一门研究日常生活生存之道的学问。以休谟事实与价值的关系来讨论非遗知识的生成问题,有助于我们思考民族民间美术在事实与价值关系上的文化处境。休谟提出了“事实与价值的二分法”,也为其设定了一个无法逾越的“鸿沟”。“所谓‘休谟法则’,即事实和价值分属两个完全不同、互不相关的领域,价值判断绝不能从事实判断推导出来。近代以来,这种事实与价值的二分对立观普遍流行、影响深远,对价值论、伦理学提出了学理上的挑战,也给诸如科学探索、伦理评价、行为选择以及决策活动带来深刻影响。”②

民族民间美术作为活态文化的“事实知识”,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化存在,但其作为“价值知识”的认同在历史的时间过程中是不确定的,因时代不同,其文化的境遇变化起伏很大。回顾五四时期的历史,民间文学和民俗学开始了最初的社会调查实践,那时也认识到了民间美术的民俗图证价值,但总体讲其文化处境是边缘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民族民间美术传统开始融入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视野,艺术的民族化和大众化都在借鉴民族民间美术的艺术元素。“文革”时期其成为糟粕受到冲击和批判,许多具有民间文化遗产价值的传统艺术遭到了破坏。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开始倡导民族文化的复兴和实现四个现代化,民族民间美术传统也随之恢复活跃起来。20世纪80年代的寻根文学和“民间美术热”现象,即是对民族民间文化价值再认同的体现。

回顾近百年中国美术教育的发展线索,其主流趋势是以艺术的西学东渐为主体内容,美术教育的现代化在深刻影响和改变着传统,许多沉积在生活中的民族民间艺术传统,其价值取向的状态仍然是复杂不统一的,在社会意识形态中其价值取向被积极肯定,但在学院教育和主流艺术形态中,其仍然是边缘和缺位的,这是一个值得我们认真反思的现象。纵观历史,不同时代的人既生活在自己生存的“事实世界”,又生活于时代的“价值世界”取向中,但时代的价值体系中并不见得包含着恰切的生活事实,价值是一种被选择,而非事实的结果,这也是带给我们的启示与思索。今天对非遗学的倡导,即是对学院知识体系中生活“事实知识”欠缺的补充。时代思想的变化与发展会对生活带来新的价值判断。

(一)事实研究与学科方法探索

从生活事实到价值事实,我们把它理解为非遗作为活态文化的生活事实以及学院作为知识体系的价值事实。这两者之间的对等关系,田野研究是重要的途径与方法。相关非遗与民族民间美术的田野项目研究,成为推进学科发展和学术前沿性问题研究的主要方式,项目不是最重要的,但项目可以做最重要的事情。在非遗的田野上我们注重问题研究的框架思维,注重对生活事实认识的“元认知”,注重对事实现象研究的整体“生境”和系统性。

1.系统性田野研究的实践框架

21世纪以来,中央美术学院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民间美术学科建设,是从中国剪纸申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开始的(2002—2005),申遗工作涉及的复杂要求,极大地促进了非遗新学科建设与经验积累。2002年5月,中央美术学院创建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以下简称“央美非遗研究中心”),开辟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与中国民间美术研究为主旨的新专业领域,较早地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纳入高等美术教育,探索以“产、官、学、民”为主旨的科研理念,实现社会参与和新型专业人才培养,建立开放性并适合社会发展的教育实践模式。

2002年,中央美术学院接受教育部“文化遗产学”的试点专业工作。随后,新创建的央美非遗研究中心又接连完成了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重点项目《中国少数民族剪纸艺术传统调查与研究》(2009—2012)、一般项目《中国剪纸艺术研究》(2017—2021)。两个项目实践的时间跨度有10多年,期间与中国多民族剪纸相关的乡村田野实践一直在持续。田野项目的实践推动了新学科建设,完善了研究方法,拓展了文化遗产专业教学内容,增强了社会服务的专业能力,为中国剪纸的整体性研究积累了比较系统的基础田野信息。

2.活态文化概念及其研究方法

“活态文化”的概念是21世纪初非遗保护事业刚开始时提出来的。这个概念的含义,首先是针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新启动的非遗概念本土化语境的阐释,同时,其深层的含义也是对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价值和活态性特征的认定。以往关于中华文明持久性核心因素内涵的认识,中外学界公认的观点是汉字及其书写传统,随着活态文化概念的提出,我们认为核心因素还应该包括多民族乡村以口传身授方式代代传承的活态文化传统,也可以理解为“活的文明”。

活态文化,是指一定自然生态中具有民族性和地域信仰传统内涵的社会生活形态与区域生存实体。“活态”的概念在这里包含两层意义:一是从某个民族外部看,这是目前存活的文化形态;二是从这个民族内部看,这是一个文化内在核心精神信仰价值体系仍然存活着的文化传统③。活态文化概念,不仅阐释了非遗的遗产属性,也是对本土民族民间文化注重口头传统,不依赖汉字和书写传统而存续的文化特征的表述。

多民族乡村剪纸传统田野调查,我们使用了村社活态文化调查方法。选择“村社”作为一个系统的文化生态单元来调查,这是因为村社在地域和民族文化传承上独有的文化承载意义。村社的含义有两个:一是指传统意义的自然村落;二是指中国现代社会管理体制内的最基层的行政村。村社是活态文化传承最具普遍意义的社会最小单元,也是最基本的有文化模式意义的文化承载实体。村社文化形态即是乡村农民日常的生存生活形态,呈现出比较强的文化自发性和稳定性。在漫长的农耕文明历史发展中,村社文化持久顽强地承载了不同民族的活态文化传统,今天是不同民族村社文化在守护着中华民族文化的多样性现实,不同民族的农民群体即是文化传承的主体。

人类文明中,城市与村落是两种最具普遍性的聚落文化,它们都是文化与文明的基本承载实体,二者互为关联依存,但各自的功能不同。城市与村落在历史发展中保留着各自的文化方式,以村落形成的村社文化,在农耕时代具有其合理的必然性和存在意义。村社文化,传承延续着族群的文化信仰和生存方式,体现了本民族文化的初始特征和本原文化基因。村社遗存着族群古老的文化记忆,积淀着不同历史时期遗存的文化印记,村社通过日常生活实践去呈现一定的历史感和民族性。村社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发展史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当代民族文化传承发展不可忽视的社会实践单元。

村社活态文化研究,强调从实践出发,以剪纸还原村社生活,在口头语言传统的常识和习俗实践中去发现文化事实。我们倡导村社田野调查要研究“水中的鱼”,而不是“网中之鱼”。要在调查实践中发现文化事实的具体性、关联性和整体性,确认村社文化研究的微观史价值及作为“事实知识”的价值。村社事实研究的过程,也包含着价值判断的因素。活态文化的研究方法,也是以多民族剪纸研究为个案的民间美术研究方法的探索,是中国剪纸基础田野事实和基础理论的建构过程。

央美非遗研究中心相关中国剪纸田野研究的系统性,是三代人几十年持续积累的过程。从20世纪40年代延安鲁艺青年艺术家赴三边地区的民间剪纸采风,到20世纪80年代延安地区剪纸的乡村大普查和民间美术系的“黄河十四走”,以及21世纪初以来,央美非遗研究中心从事的中国剪纸申遗、多民族剪纸调查及教育传承等一系列文化遗产实践,三代人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民间剪纸与民艺实践,都构成了有社会影响的民间美术事件,也深刻影响了高校民间美术学科的创建与普及,推进了学院和乡村在本土文化知识体系构建实践中的互动与共融。这个活态文化多维实践的探索过程,为学科基础理论的建设带来了有效可行的发展路径。

(二)以中国剪纸研究为个案的学科基础理论建设

中国剪纸的系统性研究,首先是全国范围整体性的多民族村社剪纸传统基础田野调查,这项工作开展了10多年,发现了30多个民族的剪纸传统。随后是丝绸之路东段区域,陕西陇县至新疆吐鲁番市沿途多民族村社传统剪纸调查,其目的是要摸清丝路东段区域多民族剪纸传统活态文化的分布及传承现状,这是一个尚未进行过的区域性调查。同时,这个区域具有重要的文化遗产价值,即是古代早期剪纸实物的考古发现地,其中包括新疆吐鲁番市阿斯塔那墓葬群发现的南北朝时期的剪纸实物④,敦煌藏经洞和北区石窟两次唐至五代发现的剪纸实物⑤,以及陕西宝鸡地区陇县原子头遗址唐代墓葬群发现的剪纸遗迹⑥。

对丝路早期剪纸形制的研究,使我们看到一个地缘性文明背景中剪纸形制的生成状态,也看到了这个生成过程中不同文明与文化影响的作用。丝绸之路东段区域早期剪纸的形制研究更是非常重要,是中国传统剪纸文化生成研究的基础问题之一。外来的佛教文化、本土道教及民间文化信仰都对剪纸有很大的影响。民间文化信仰的实践是一个不断被现实社会所影响塑造的过程,历史与现实的交融并存是早期剪纸形成的基础,也是今天丝路区域乡村活形态剪纸的文化特征。

丝绸之路东段区域早期古代剪纸呈现出成熟的剪纸形制。形制反映了原初的文化使用功能。我们尝试用古今剪纸形制比较的方法,对古今剪纸已有的纹饰谱系进行了较为整体系统的统计归纳,提炼出了代表性的纹饰形制类型。我们在纹饰形制的结构特征、形制的功能使用、形制的制作技艺、形制的文化相似性与稳定性、形制的生成及传播等因素方面,进行了比较研究。形制包括:(1)团花类纹样(圆形、菱形、椭圆形,花形有金银花、菊花、梅花);(2)菩萨纹样(单独纹样);(3)塔形纹样(对称纹样);(4)动物纹样(鹿、马、猴,单独纹样、团花纹样);(5)垂帐形纹样;(6)丧俗纸钱纹样;(7)联珠纹样;(8)纸花(多层剪贴式彩花,圆形、方形、组合形);(9)人形纹样(多折式横列纹样);(10)鞋样(鞋形纸样、纸鞋);(11)云纹;(12)几何形纹样(菱形、束腰形);(13)纸棺(纸扎类纸棺);(14)纸衣。(表1)

我们调查了丝绸之路东段区域沿途多民族村社剪纸传统,整体来说,不同民族村社的剪纸活态文化状态,已经处于衰退期。河西走廊地区的村社剪纸传统30年前开始衰退,日常生活中的剪纸使用需求不断在减少,河东地区的村社剪纸从20年前开始衰退,窗花、绣花开始退出日常生活应用。但在丧俗和祭祀习俗的仪式中,该区域村社文化仍沿袭着使用剪纸的传统。

我们把村社文化的衰退分为三个阶段:首先是沉睡期,这个时期不再延用村社文化传统,但文化记忆者和持有者仍健在,可以通过口述调查的“文化复原方法”,去挖掘刚衰退下来的文化;其次是文化失忆期,即最后的自发传承人群不在了,这些文化持有者的记忆随之而去,留下来的只是文化的片段和碎片,完整的文化记忆消失了;最后是文化衰亡期,因为长久的文化衰退与失忆,昔日的活态传统逐渐从后代人的记忆中彻底消失,如果没有文化的发掘整理和记录,文化的历史也会随之抹去。

上述对丝绸之路东段区域村社剪纸传统调查,赶上了当地文化的沉睡期。幸运的是:21世纪初全国开展的非遗保护事业,对乡村剪纸传统文化记忆的延续起到了重要作用,非遗保护为传承人群的文化传习实践带来了新的社会需求,昔日的传统纹样不断出现在社区的传承活动及非遗相关的展览中。四年丝绸之路东段区域田野调查,我们从多民族村社发现的剪纸形制包括:(1)单折对称纹样(窗花、顶棚花、刺绣花样、鞋样、针扎样、帽形底样、帽花等);(2)团花类纹样(民俗节日及仪式用,其中包括圆形、菱形、椭圆形);(3)动物及花草纹样(单独纹样、刺绣花样、窗花、墙花、鞋底样);(4)幡形纹样(各类丧俗纸幡、祭祀仪式类);(5)人形纹样(多折式横列纹样,燎病、丧俗剪纸);(6)挂笺;(7)几何形(扇形、三角形等)。(表2-5)


通过以上古今剪纸形制的比较分析,千年以前丝路区域的剪纸形制已经处于比较成熟的时期,呈现出今天剪纸的主要类型和民俗功能形态,基本确定丝路古今剪纸千年文化传承的历史事实。今天,丝绸之路东段区域乡村剪纸的折剪方式和纹样谱系的基本形状与内容,均延续了古代早期剪纸的形制传统。所以,中国作为剪纸的原乡名副其实,丝绸之路东段区域考古发现的这些早期剪纸实物即是最好的佐证。从2000年前中国造纸术的发明与传播开始,到发现丝路上1000多年前古代生活中使用的剪纸,以及该区域大量古代纸质经文、典籍和书画作品,应该说中国在纸文明的领域为世界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

中国古代的造纸术与剪纸影响了世界,至今古代丝绸之路沿线还遗存着传承了千年的活态剪纸传统。在东亚地区的日本与韩国也遗存着民俗意义的活形态剪纸传统,这和中国古代造纸术及剪纸的影响是分不开的。在丝绸之路沿线的乡村田野调查中,我们看到考古发现的古代剪纸类型今天仍然在乡村日常生活中使用着,民间道士仍在熟练地运用着折剪的方式来布置仪式道场。在乡村田野的事实中,我们清晰地看到了剪纸的历史身影,看到了剪纸古今对应关联的文化形态,也感受到了中国剪纸真正的文明价值。

以纸文明的视野,对中国剪纸的历史渊源、学术研究史、艺术形态、文化谱系、文化叙事、文化思维、日常生活实践、乡村女性传承群体等方面我们进行了田野与基础理论问题的梳理研究。在中国剪纸研究的系统性实践中,我们在语言与图像关系方面,又补充了中国剪纸方言术语研究的内容。剪纸术语研究主要以活态文化田野调查为主,借鉴相关学科“术语学”研究的方法,通过术语的分类研究和文化诠释,呈现术语所涉及的文化事实。术语研究要尊重日常口头语言的叙事特点,保持方言及民族语言的词性内涵和事物属性,保持词语的文化词根信息。

方言术语作为一种集体经验,有其不可替代的文化意义。方言术语的诠释要避免过度的书面语言化和概念化,尽量体现出多民族剪纸术语的文化多样性。比较系统完整的中国剪纸术语的发掘整理,也是当代民族文化创新发展的灵感源泉。作为以生活事实与口传文化方式为主的中国剪纸术语传统,也是学院文化遗产新学科建设的本土文化资源⑦。

三、文明转型期:非遗的多维实践

文明转型期的社会变化,改变了农业时代劳动生产与乡土社会的关系,对乡村传统文化带来了强烈的冲击,乡村由原来的土地依赖转向城市化发展中的务工劳动。乡村中青年农民群体的社会流动,影响了村社传统的文化赓续和生存价值观,村社的文化功能也在发生变化,许多非遗类型正在脱离原有的习俗生活功能,开始和乡村振兴的文旅开发项目发生关联。非遗原有的文化系统开始被打破,从原有的乡土语境进入一个城乡流动开放的新状态。

(一)复杂性科学与复杂性方法

非遗的系统性保护,用传统与现代的二元思维,面对当下复杂性的社会文化问题是不够的。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互动融创实践模式,正在成为遗产保护的基本模式。大规模、常态化的非遗培训,用学院知识的现代性去改变和重塑乡土性,但这些措施还不能完全应对文明转型带来的问题的复杂性。学院对乡土文化体系及民族民间艺术传统的理解仍有许多盲区,对非遗相关的生活实践经验缺乏系统深入具体的感性了解。学院及教育领域构建本土自主知识体系和新人文学科建设,不能回避这些缺欠带来的挑战。

从非遗作为活态文化的整体生态现状来看,如何突破项目化短效应的瓶颈,突破单向度的思维方式,拓展多元化的实践框架,开展更加有针对性和系统性的复杂性实践,推动学院与社区、政府与民众、城市与乡村在文化可持续及文明创新实践中的融合发展?由此,我们开始关注21世纪不断成为前沿话题的复杂性理论,以跨学科的视野来寻找应对现实复杂性的实践途径。英国物理学家霍金称“21世纪将是复杂性科学的世纪”,法国当代思想家埃德加·莫兰提出了以“复杂性思维范式”的理论体系去思考世界与社会。21世纪也是中国古老的农耕文明转型发展,进入现代化工业社会复杂性实践的阶段,我们已经进入一个思维深刻变革和社会快速变迁的时代,现实生活的复杂性已完全呈现了出来。

复杂性科学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是当代科学发展的前沿领域之一。复杂性科学的发展,带来了一场方法论和思维方式的变革。复杂性科学,不仅引发了自然科学界的变革,也代表着系统科学发展的新阶段。在欧美国家,复杂性科学也影响到了哲学和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学界开始以复杂性理论重新审视哲学与人文,审视教育与学科学术的价值取向。目前国内自然科学领域已经开始关注复杂性科学,并以复杂性理论为方法开展了一系列相关研究。

复杂性科学研究的代表人物是法国的埃德加·莫兰,他是当代思想史上最早把“复杂性研究”作为课题提出来的人。20世纪70年代初,埃德加·莫兰在他的《迷失的范式:人性研究》一书中提出了复杂性方法。比莫兰稍晚一些的是以普利高津为代表的布鲁塞尔学派。20世纪70年代末,普利高津与斯唐热在他们的《新的联盟》一书中提出了复杂性科学的概念。位于新墨西哥州圣塔菲市的“美国圣塔菲研究所”,是世界知名的复杂性科学研究中心,这个非营利性的研究机构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成立,由各学科领域的资深学者、一流专家和优秀的年轻科学家参与,这个研究所被视为世界复杂性问题研究的中枢。

“混沌思想带来的革命。……混沌的发现使得科学的许多核心原则被重新加以思考。这里我总结一下这些新思想,19世纪的科学家几乎没人会相信这些。”⑧复杂科学与复杂性研究正在成为当今探索的前沿领域。“今天人类面对的问题越来越复杂,已经很难从单一学科去解决,这也为复杂科学这类交叉研究提供了大展拳脚的契机。当然,这种交叉一定是围绕关键科学问题来展开的,而不是简单地为交叉而交叉。”⑨非遗学研究的核心是作为文化传承主体的人,复杂性科学对生命的理解带来新的启示。“生命起源的基本问题是‘自我复制’(或自复制)怎样产生。因为自我复制被公认为是生命的主要特征之一,包括我在内的部分学者甚至认为,自我复制是生命最主要的特征。”“能够演化出复杂性的系统具有什么特征?如果一个系统具备两个特征——能够‘成核’、能够‘复制’,这个系统就一定能实现从简单到复杂的演化。”⑩农耕时代非遗作为活态文化的代代传承,同样是依赖于文化传承人群对文化传统的“自我复制”,而“成核”的概念对于口传身授的民间文化来说,有文化承载意义的最小单元就是村落,村落即是承载活态文化基因的“成核”。多年的田野实践中,我们正是以村社活态文化的研究方法,寻找到中国剪纸整体性与系统性研究的路径。

生态系统的复杂性研究与文化生态息息相关,“生态系统与一般复杂系统的相同点是它们的变量和单体数量都很庞大,不同的物种既和其他物种有相互作用,也和环境有很强的相互作用,从而形成一个物种和物种、物种和环境的复杂的相互作用网络。”“生物多样性的成因不难理解,一个群落在演化的过程中会不断产生突变,经过足够长的时间,就会形成新的物种。不断产生多样性是自然进化的过程。当新物种从一个生态系统中产生,或从外界入侵一个新生态系统时,它有三种可能的命运:(1)适应性差,于是衰落;(2)很适应并且融入系统;(3)很强势,但破坏了系统。统计显示,给定环境中的生物多样性会维持在某些稳态附近震荡。”⑪文化的传递发展如同生态系统的复杂性一样,文化的多样性与生态环境和社会环境有复杂的相关性,文化传续需要有适应与传播的意义才能实现,而文化的新物种也是在文化的不断演变过程中出现的,当今文明转型的时代正是文化多样性深刻“演变”的时代,也是新物种不断“涌现”的时代。

(二)非遗传续进入复杂性实践阶段

中国文化传统是一个非常注重实践的传统,实践也是文化思维生成与发展的起点。多年的田野调查中,我们持续关注多民族乡村的活态文化传统,从民间思维与日常实践产生的现象及文化事实中,发现了许多与文化思维关联的现象,传统正是在活态文化传承人群的思维习惯中存续的。村社文化是“活的文本”“活的隐喻”,历史在村社活态的仪式中呈现着最具感性的重演。

1.活态文化的复杂性

田野调查呈现了乡村儿童在文化传习中的重要作用及其思维状态的特性,以及儿童与民间美术思维的内在关联。村庄是一个有相对独立文化生态意义的场域,也是活态文化的“思维在场”。村社文化的日常性既呈现历史的遗存与重复,又实践着当下现实的生存需求,村社活态文化的日常实践即包含着这种时间框架中的复杂性。村社积淀的文化传统影响塑造着下一代人的情感、思维方式与生活惯。今天,乡村的价值取向在不断开放的乡村振兴发展中,又呈现出朝向未来性的新趋势。

乡土社会的生存实践即是一部充满了复杂性因素的实践史,乡村的“熟人社会”是一种以私人关系为交往基础的社会形态。“熟人社会”交往的“潜规则”中,包含着复杂的族群血亲、同乡邻里及利益圈互惠的社会因素,乡土文化同样是在“熟人社会”的思维框架下存续的。非遗学,如果作为“一般概念”,其代表的范畴即包含着多体系统的复杂性。“多体系统比有机系统更为同质,但它们远不是单调的。在多体系统中,存在多种复杂性的来源:组分的多样和错综复杂,它们相互间作用的多样和强弱,以及组分的数量。我们简要考察有相同类型的组分通过相同类型关系耦合在一起的多体系统,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组分都是一样的,相互关系也是一样的。我们都是人,但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独特的,以独特的方式与其他人发生关联。组分有其个体特征和关系,这些特征和关系可以很强烈的变化。”⑫“实际上,多体系统的组分本身是复杂的,两组分之间的基本关系可以是紊乱的。在大多数理论中,组分及其基本关系都是高度理想化的,以使得组合问题(problem of composition)变得容易处理。”⑬我们可以视非遗学为一个多体系统。“我们周围所能看到的事物表现出来的无限多样性(infinite diversity)和复杂性(com-plexity)只能是组合的结果。组合(composition)不仅仅是聚集,组合物的组分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通过这种相互作用会形成复杂的结构;但它还不仅仅是相互作用,它在表现组分特性的同时,还传递着作为整体而新产生的特点。”⑭

复杂性理论与中国文化遗产现状有非常现实的关联性,文明转型期的社会变迁带来的文化混沌效应,使许多问题融汇交织在一起。“世界遗产”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名册)”两类项目的现实关联还没有被重视起来,非遗系统性保护的实践路径有待于深化研究,民间文艺版权保护立法、非遗高龄传承人群的抢救性记录、高校非遗新学科的建立、高等职业教育与非遗技艺传统的传续及人才培养等一系列问题都充满了紧迫性。非遗区域性文化移动与跨民族交流与融合,非遗原生文化流变与亚文化现象滋生等问题,同样包含着诸多复杂性因素。

如何认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系统性,非遗作为活态文化的系统性内涵与特征是什么?村社活态文化的自组织性与最小社会单元的独特性,地缘文明与非遗的在地性与超地域性,文化的自我复制与文化生态变迁,城市化发展标准下沉县级市带来的现代化结构变化,许多非文化的因素在深刻制约、改变文化的发展,认识非遗系统性保护的复杂性,首先要看到文化领域以外的“环境因素”。

尝试把2030年视为传统文化谱系与新物种时代传续更替的时间节点,源于人的文化代际传续迎来了百年变革的时代转折时期。村社文化的演进变化从衰退期、沉睡期,开始进入失忆期。数字化时代在记录着即将消失的文化遗产,也在创新着文化。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多样性与统一性问题,有许多相关的复杂性事实,我们还不清楚。非遗整体与系统性的研究方法也还有待成熟。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非遗是重要的民族精神基础。面对未来,需要增强对中华民族自身的整体性文化理解。

2.即兴实践

提出“即兴实践”的概念,因为它是传统剪纸语言的日常实践特征。“即兴实践”也是民间艺术传承实践的基本特征。许多民间艺术类型如:民歌、史诗演唱、社火秧歌、民间剪纸、蜡染、民间绘画、民间泥塑等,都包含着“即兴实践”的因素,即兴的方式是民间艺术常态化的思维情感方式。

即兴是一种本能。在民间艺术、儿童艺术、原始艺术和非遗的日常实践中,都包含着即兴的本能因素。无论是成人或儿童,其身体和语言中充满了即兴的情感因素。即兴思维与即兴行为的惯性,活跃充斥在我们的生活与人生实践中。儿童的思维不同于成人,但“即兴”的思维方式是儿童与成人共有的本能。听故事、讲故事是儿童普遍喜欢的事情,对故事的迷恋不仅是儿童语言发展的需要,也是儿童“即兴”思维成长的需要。儿童的口头故事往往成为儿童涂鸦绘画的“母本”。民间剪纸同样如此,口传文化与图像的关系紧密相连。

“即兴实践”使许多优秀剪花娘子在传统“程式”纹样的传承中融入了个人的才能与风格。传统剪纸有地域性的文化“程式”和谱系,并非个人自由即兴发挥的产物。“程式”的约定俗成不仅是一种限制,也是文化形制及纹饰主题的“范本”,但这是一种可以变体和“添加”新元素的“范本”。传统剪纸的活力和鲜活创造,即是在“程式”的约定中,传承人以心、手相连的个体“即兴实践”实现的。即兴思维是乡村传承人群共有的文化本能,也是职业艺术家共有的本能。即兴的本能在使用固定文化形式的过程中,产生新的扩展与变化。有如音乐家们提出的一样,即兴是形式生成变化的过程,它创造自身。

3.复杂性实践

如何应对文化的突变与渐变,应对文化可持续的发展,我们采取了应对复杂性的实践方法,一方面开展了以基础田野调查研究为主的非遗类型化的整体性研究;另一方面开展了以非遗教育传承和社会实践为主的新学科建设与国家非遗培训项目;同时,也进行了“源自文化遗产灵感”的相关国际艺术交流的创新实践。我们从社区、社会、教育、学科建设、国际化交流与传播等方面进行了多维实践,这种跨领域的实践带来了机遇和发展活力。

文明转型期的社会发展变化,改变了农业时代劳动生产与社会的关系,对乡村文化传统带来了强烈的冲击,乡村由原来的土地依赖转向城市化发展中的务工“依赖”,中青年农民群体的社会流动,影响了传统的生存价值观,使村社文化功能发生了变化。今天许多非遗类型正在脱离原有的习俗生活功能,开始和社会文化项目及互联网媒介发生关联,非遗原有的文化系统在被打破。

乡村正在从原有的乡土语境进入一个城乡流动开放的新途径。非遗项目的开展在不断产生新的文化事物。昔日非遗作为社区传统与族群群体的公共关联,现在在体制背景的传承人认定制度下,非遗与体制认定的传承人在建立新的文化关系,非遗的文化归属与民间文化权益问题呈现出新的复杂性。

四、非遗的系统性保护与文化遗产学科建设

文明转型期的社会,是不同思维形态碰撞交融的阶段,我们在现实中可以感受到其带来的复杂性活力和社会情绪张力。不同思维形态的关联与融合,不是单向度的覆盖,比如城市化思维,也不是对等的均匀存在,南北方、东西部地区差异都很大。思维的“相克相生”即是一个复杂动态的综合性现象。实践的维度需要开放与多维,非遗不仅需要注重其文化学,还有非遗的经济学、政治学、教育学、思维学等,这些都是现实的因素。因此,创造性的多维实践,会赋予学科思维新的发展意义。

非遗是一个复杂性系统,我们现在仍是以所涉各自单一的学科属性对待它,这是个实践的瓶颈。非遗的文化关联性具有多学科的知识属性,虽然非遗更多的是以口传的文化常识呈现,但其在实践的内涵上是多学科综合性的。今天文明转型期的社会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变化,非遗更“涌现”出复杂性实践的状态。如果仍用滞后的文化分类和学术分科来应对非遗的复杂性,这会对非遗的系统性保护带来不利因素。回到生活的整体性,跨学科、跨领域的新学科创新已势在必行。

今天我们倡导建构自主的知识体系,即是文明整合中事实与价值的创造性融合发展。莫兰对20世纪过程中学科过度专业化问题的反思,或许对非遗相关学科建设有所启发:“我们的教育系统实行了人文文化与科学的分离,以及把科学划分为各个学科,这些学科变成超级专业化的,各自封闭在本身之中。因此,总体的和复杂的现实被粉碎,人类被肢解。……在这种条件下,由学科养成的精神失去了他们自然地把知识加以背景化以及把知识整合在它们的自然整体中的禀赋。对总体性的东西的察觉能力的削弱导致了责任感的削弱(每个人趋于只对他的专业化任务负责),以及团结精神的削弱(每个人不再感到他与他的同胞们的关联)。”⑮大学保存、记忆、整合、持守知识、观念、价值的文化遗产;它通过对后者的重新研究、实现、传授而不断再生后者;它也产生将归入遗产中去的知识、观念和价值。因此大学是保存者、再生者、创造者⑯。“理解人类,这就是理解它在多样性中的统一性,它在统一性中的多样性。应该认识多中之一、一中之多。教育将应在所有领域里说明这个统一性/多样性的原则。”⑰非遗学的提出、文化遗产新学科建设正是在探索回答莫兰提出的问题。

非遗相关学科建设是当下高校面对文明转型期社会需求的必然选择。非遗的文化可持续,一方面是寻找与当代生活的关联和适应,另一方面是向教育领域的知识转化与文化创新实践。教育是非遗可持续的重要途径,国家九年制义务教育、大学教育、职业教育、社会教育等,均是如此。目前,大学的艺术教育仍然处于固有的学科分支状态,适应文化遗产时代及未来发展的新学科建设还未开始。我们可视非遗学为关于复杂性生存和不确定性生存的经验。非遗新学科的建设,无论是学科的交叉,还是面对未来性的创新,回到生活的整体与不确定性,回到现实文化遗产相关的社会需求是最基本的起点。复杂性实践的框架应建立在现实复杂性问题基础上,笔者认为以下四方面是当下非物质文化遗产学科实践面临的共同问题。

(一)新学科建设势在必行

围绕着非遗培训,以及非遗相关的社会化实践需求,相关非遗新学科的建设势在必行。五年多的非遗培训经验告诉我们:只有和非遗传统活态的复杂性相匹配的新学科建设,才能持续有效地开展有针对性的职业化、物种化的非遗培训教育。特别需要警惕的是,不能以学院现代设计思维单向度覆盖改变非遗类型的传统性。单向度主观化的文化适应很难长久。当下变化的复杂性在于,非遗传承人群和日常生活依然需要内在的驱动力和自演过程,这个过程更多的是在社会生活中的主体价值实现。

同时,非遗培训的概念应提升为“非遗教育实践”的概念,这个概念包含非遗培训,也包含学院到生活中认知学习非遗活态文化的自我教育实践。因为作为活态文化的多民族非遗传统不仅是中国本土艺术与设计的文化根脉,非遗作为文化资源也是本土文化体系重要的知识来源。至今,我们在相关非遗新学科的创建,基础田野研究上的教材建设,以及源自生活中传统技艺经验的发掘梳理都是远远不够的。高校文化遗产学科建设已经落后于时代社会发展的需求。

(二)新思维应对复杂性

文明转型的变化带来了许多新的事物,也带来许多复杂的社会问题和不确定性。我们不可能再用以往的经验去应对变化,因此,改变思维成为我们开展文化遗产保护事业自我调整和主动认知的重要方式。理解非遗体系自身的复杂性,以及相关非遗传承创新实践的复杂性,都需要在思维层面上的改变与提升,需要方法论和实践模式的创新。复杂思维是创新和应对复杂性实践的必然选择,其中也包含元认知意义的思维自觉。

非遗更多的是即兴思维实践的文化方式,生活中的活态文化是日常思维的传统,其中包含传统的因素,也具有当下活态的文化特性,包含思维的变化。日常思维有其约定俗成、因循守旧的一面,因其更注重过去的经验常识,缺乏对未来性的关注,比较注重现实的功利性追求。因此,当下的非遗培训实际是两类文化体系思维的对话与碰撞,其中隐含着诸多的思维壁垒与隔阂,隐含着长期缺乏的相互理解这一基础,存在诸多陌生感与误读。但也正是培训双方互动、互换的思维改变机遇,事物的发展是在相克中相生的。高校的非遗培训,其内在的意义不仅在于传承人进院校,其真正的社会意义在于民族民间文化融入主流知识体系的开始。

(三)复杂性实践

强调实践,是因为中华文化传统注重实践,非遗同样是生存实践的传统。我们以活态文明的视野来看待社区多民族活态文化的实践,这是一种以即兴实践为主体方式的文化自发传承模式。由于文明转型,社会形态及村社文化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变化,今天不再是一个纯粹的文化自发传承时代,许多文化类型失去生活的日常使用,正在衰退或面临着濒危和消失。所以,社会生活的变化进入复杂性阶段,多元的价值因素开始影响到文化遗产地的乡村,复杂性实践正在成为新的实践方式。

(四)创造新物种

文明转型期传承几千年的活态文明,开始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中华民族的活态文明要接续下去,这是时代赋予一代人的使命。活态文明是由文化多样性活的文化物种所构成。比如中国剪纸就是一个活态的文化物种,它涉及30多个民族的村社文化传统,也涉及不同民族的信仰文化形态。所以,文明转型期对文化物种的抢救保护、发掘整理是重要的实践内容。由传统生活形态的常识经验,向教育和学科知识的生成与转化,以及向少年儿童非遗文化认知普及的转化,都需要有系统扎实的基础田野研究和基础文化理论建构的支撑。时代的发展需要创新,年轻一代生活观念及价值取向的变化、乡土社会的变化,都需要传统文化创造性传承、创新型发展。

文明的创新发展是朝向未来的,中华文明在新时代的快速开放发展中,经历着文明内部的文化整合。昔日的大小传统之分,今天正在互为融合,实践着新的文化发展模式,现实的混沌复杂性激发着适应时代发展的新物种产生。中华文化传统正是新物种发展的土壤,是创新发展的情感之源和文化根脉。为民族接续文明,为未来创新思维,这是我们倡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可持续的实践价值观。

结语

21世纪后疫情时代的人类文明,正在迎来新的转折发展时期。人类需要通过文明的互鉴、交流,在互相尊重的前提下增进对彼此的认识和了解,推进彼此的共同发展,非遗即是连接着世界文明的文化桥梁。人、生活、万物的故事与对时间的理解,是我们理解非遗多维实践的共有基础。信念也是非遗实践的一部分,它让我们坚守初衷与世界有更多、更美好的相遇。

从新文科发展视野来看,非遗作为日常生活常识的知识生成,是考量跨学科综合实践能力的开端。文明转型期本土文化内部整合的人文复杂性,是新文科建设要面临的基本课题。诸多已进入不同级别非遗名录的文化类型,仍欠缺整体性、系统性的基础田野研究,高校对多民族乡村活态文化的认知仍停留在固有的知识框架里,还有许多文化盲区。非遗传统的研究仍需要系统的、整体的、持续深入的田野实践,需要以人和生活为本的文化感性在地研究。文明转型期是一个文明整体性的实践创新过程,也是对日常生活中文化人民性的认知过程。中华文明的活态性就呈现在多民族的生活中,关注生活,关注作为主体的人,这是非遗新学科建设重要的学术实践内容之一。(注释略)

(作者:乔晓光 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教授,山东工艺美术学院“六艺学者”,中外剪纸艺术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民间美术。

编辑:杜丽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