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

――以贵州民间手工技艺传承现状为例

杨晓辉

    贵州民间工艺种类繁多，分布广泛，包含了染绘、刺绣、编织、雕刻、陶艺、金属工艺等门类，其特色鲜明，风格突出，具有很高的美学价值和精湛的手工技术，是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地理、经济等原因，贵州原生文化形态保存较为完好，至今仍在许多地区继续发挥作用，对当地群众生活仍有较大的影响。面对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如何有效地传承、保护和发展，是一个需要科学、慎重地对待的问题，也是当前政府及社会各界十分关注的问题。

    在社会转型变革的今天，即便是拥有大量民间美术资源的贵州，也面临种种危机，人们已经意识到世代相传的文化遗产正在迅速的消逝，这种状况的出现包含了诸多因素，找准并重视问题的解决，对实施保护至关重要。近两年来，笔者对贵州传统手工技艺现状进行了调研，认为风行农村的打工潮以及由此引发的传统工艺断层现象事关传承与保护大计，并就此谈谈自己的看法。

    打工潮造成传承主体大量流失

    由于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我国东部与西部，城市与乡村之间还存在较大的差距。贵州经济社会由于底子薄、基础差，总体来说，仍处于相对滞后的地位，许多农村地区犹其是边远的民族地区还处于未脱贫状态，不少地方仍然保持着古老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传统的农业生产仍是贵州农村主要经济手段，贫困和落后的区域占有相当比例。经济落后、人多地少、没有稳定的生活来源、对城市生活的向往，促成了年青人大量外流。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贵州农村青年外出打工已形成一股热潮，在所有调查过的地区，青少年外出打工的人数占有相当比例。每个乡镇，每个村寨都有相当数量的年青人离开故土，出外谋生，剩下的多是中老年人及儿童，这种现象在贵州非常普遍。近几年来政府还有组织地进行劳务输出，使更多的农村青年涌入城市，打工己成为贫困地区新的经济增长点，成为农村青年改变现有生活状态，接触外部世界的主要途径。近年来，贵州农村外出务工人员持续稳定增长，农民收入来源结构也发生了变化，据有关部门统计，到2005年年底，贵州农村外出务工人员已达到477万人。与此并存的是，人口的流动不只是单纯的社会经济现象，在农村青年大量外流的情况下，传统文化已经呈现出整体性的传承危机。

    传统手工技艺多为家族、个体或作坊式的生产结构，家庭成员就是主要的人力资源，大都沿袭世代相传，子承父业这种传承方式。长期以来，传统手工艺主要是为满足自身生活需要，显现为对既有生活方式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农村青年除了劳动生产，还要学习和继承老一辈的手工艺术，是自然而然，古已有之的传统。但在今天，多少年的生活习俗受到质疑和挑战，既有的生活模式迅速发生变化，日新月异的外部环境与陈旧的村寨形成强烈反差；传统工艺被现代农村青年视为落后可笑的东西，其潜在的文化价值和经济价值并没有明显的凸现；民间艺术及艺人的地位?]有得到充分认可和肯定，他们的生活状态也没有因此得到实质性的改善。单从这一点讲，年青人决然放弃传统就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

    随着交通、通迅的发展，农村青年愈来愈向往城市生活，打工成为他们试图改变原有生活方式最为便捷的途径。今天的农村青年更关心的是如何适应城市的生活方式，而以往的知识系统和生活经验无助于他们与城市的交流，因此新一代的农村青年会果断地舍弃困窘的农村生活，同时也舍弃了传统的手工技艺，义无反顾地投进城市的怀抱。由此带来的直接后果是，年青人的大量外流造成了大范围的传统手艺后继无人的局面，成为贵州包括西部地区共有的社会现象，这种现象已超越了一般经济活动范畴，成为社会发展进程中可能阻断文化传承的一股力量，并造成了相应后果，而这种状况仍在继续。

    在贵州民族地区，过去女孩从小就要跟母亲或女性长辈学习刺绣、挑花、蜡染等手艺，为自己作嫁衣裳。刺绣、染织是农村女性必须要学习和掌握的手艺，同时也是融入当地社区生活的基本条件，甚至关系到未来生活的幸福与否，是传统生活习俗和价值观念使然。现在农村普遍实行“两基”教育，女孩子也要读书学习，接受另一个知识系统的教育，而从小学到初中这段时间正是农村女孩学习刺绣等手艺的主要时期，但读书已使她们无暇顾及手工活动。调查中发现，在贵州民族地区的小学和中学，一个班级几十个女孩中没有几人学习刺绣，等到小学毕业或初中毕业后（能读高中的极少），年青姑娘大多选择外出打工，手工活就由中老年妇女代劳。既便不是读书上学的原因，女孩不愿学习织绣已成普遍现象，刺绣、染织等女性手工技艺整体呈下滑的趋势。男性青年更是外出打工的主力军，一些主要由男性传承的雕刻、陶艺、银饰等技艺更是出现断层现象。虽然从目前状况来看，由于传统生活习俗还在保持状态，在贵州民族地区仍然存活相当数量的民间工艺品类，但就整个传承情况来看已是今非昔比，前景令人堪忧。

    农村青年一代应是传统艺术的继承者和发扬光大者，但这份社会责任要由他们来肩负似乎也勉为其难，现实的生活状况使他们很容易做出抉择，外出打工自在情理之中。虽然一些人不得已会重复上一辈的生活模式，但更多的年青人认为祖辈相传的手艺老土，对外面的世界充满了好奇和幻想，现代生活方式无疑对他们具有更大的吸引力。如今打工是贵州农村青年接触现代社会的最好途径，也是他们梦想改变命运的主要手段。在许多乡镇，我们常看到“不读完初中，不准去打工”的标语，读书仿佛只是为打工做准备，打工己成了农村青年面向社会，摆脱贫困的重要选择。

    农村外出打工者由于知识技能较差，很难在城市立足，绝大多数都要返回原藉，打工并不能真正解决他们的归宿问题。尽管如此，打工的经历使他们开拓了眼界，引起了思想观念的变化，这种认识上的变异使他们对传统生活的认可程度更加淡化。出生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这一代人，与其父辈大不相同，尽管身处农村，但外部环境已发生巨大改变，他们是在一个开放的时代，充满了大量信息和众多诱惑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这一代人更多的接触和接受了现代社会给他们带来的影响，传统的生话方式无论从物质或精神需求来说已不能使他们满足。从年龄结构和传承关系来看，这一代年青入的父辈年龄在40-50岁左右，是传承链条的中端，这批人从观念来讲相对保守，比较认同传统的生活习俗，能熟练地掌握各类技艺技巧；他们的祖辈（年龄在65-70岁左右），处于传承链的上端，这批人或年老体弱，或相继去世，己为数不多，一些手艺绝活也将随他们而去。目前50岁左右的中年人是是贵州民间工艺创造的主力军，他们承袭了上一辈人的技巧和风格，仍在本乡本土坚守着已呈荒凉之势的民间工艺园地，而他们的下一代，处于传承链下端20岁上下的年青人，却不屑于继承传统文化，许多手艺到此戛然而止，划上句号。而这一代人正是承上启下，位于传承链上关键的一环，这一环一旦断开，也就没有下一环，传承之链便无法延续。 假定如此，15-20年以后，当第四代人成长之时，就可能是传统手工技艺消亡之日。

    事实上，现实的生活困境正是导致传承谱系断裂的重要原因。通过调查，我们了解到贵州许多农村地区，尤其是边远少数民族地区还处于十分贫困的状态。许多村寨人均年收入仅有几百元，生活的窘迫不言而喻，解决温饱问题成了首要的大事。我们知道，偏远贫困地区常常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十分丰富且保存较为完好的区域，丰饶的民族文化资源和贫困落后的物质生活，经常是交织在一起，成为一对互相制约的矛盾，这种现象在贵州表现得尤为突出。在这种状况下，生活质量的提高成了第一要务，当政府、文化人、艺术家大声疾呼保护文化遗产时，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首先想到的是如何摆脱贫困，如何早日过上城里人一样的生活。特别是年青一代，他们接受了一定的教育，看到了外面的世界，其对原有的生活方式越来越持排斥、怀疑的态度。尽管一些人囿于生活习俗还会从事工艺制作，但只是出于无奈的选择，如果手工艺不能带来实际的利益，不能解决生计问题，习艺者自然会离它而去。由农村青年组成的打工大军涌入城市，正是社会变革期尤其是贫困地区一个特有的现象，也是非物质文化走向失落，趋于衷微的重要社会原因。

    当前农村社会生活的变化不止来自物质利益的诱惑，对传统更具有消解力的是，民间艺术的创造主体――农民对自身文化的怀疑和否定。面对日新月异的外部世界，他们的自尊和自信受到严重的打击，如果让他们继续保持原来的生活状态，无论从物质还是精神的层面来说，都无法满足他们与日俱增的对新生活的渴望，而且也是不公平的。从某种意义来说，保持某一区域的原生文化形态等于保持某种落后的生活方式，这常常意味着贫穷和困顿。在贵州，民族文化资源异常丰富，物质财富却相对贫乏，农民急于摆脱贫困，并不会考虑文化的事情，因此，农民的生活处境与他们所代表的民间文化的处境是基本相同的。要解决文化传承的问题就必须先解决如何生存的实际问题，事实上，蕴藏于民间的传统文化是一笔巨大的物质财富，其潜在的价值正日渐显现，民间艺术的传承人将会从中受益。如何将潜在的资源优势转化为现实的经济利益，保持地区经济、文化的谐调发展，保护和提高劳动者创造艺术的积极性，使他们在生产制作中得到实惠，改善自己的生活质量，是关系到传统手工技艺能否继续存活的基础，这是实施保护的过程中需要特别关注的问题。

    大规模的人口流动使得土生土长的农民变成城里的“农民工”，成为游离于农村与城市之间的庞大群体。这种脱离了原来的生活环境，脱离了本乡本土的身份转换，造成传统民间手工艺术创造主体的缺失，直接影响到民族文化的承袭和发展，世代相传的技艺很有可能在这一代人手中产生断层或消失。许多民间艺术形态的消失或濒临消失，正是由于无人传承所致，而承继者的转移和流失是产生这种现象最重要的原因。这个现象由来已久，不仅是贵州的问题，也不限于某一民间艺术样式，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存较多的西部地区都普遍存在着这种状况。我们谈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不能不正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否则保护会成为空谈。

    传承与保护互为依存

    任何一种文化形态的传承都是以人为载体的，犹其是以“口授心传”为主要传承方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更是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特质。源于农耕社会的传统文化在进入工业社会的今天，孕育和产生原生文化的土壤和环境已发生巨大变化，现代工业技术逐渐取代手工劳动，固有的生存模式进一步解体，非物质文化的生产者――广大农民也在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和思维习惯。在这种背景下，打工潮的出现，使大量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长期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变成了农民工，在他们的身份变得模糊的时候，传统民间艺术的失落却变得清晰起来。这种局面进一步加快了农耕文明的衰落，仅存的民间艺术样式快速走向消亡，活态的非物质文化由于缺乏人的创造与坚守将会成为真正僵死的遗产。

    当前首要的是要对目前仍然存活的民间手工技艺进行保护。而这种保护不仅是对现存的物质形态的保护，更重要的是要使之成为活态的，有生命的传递，没有人的承接和发展，我们要保护的对象可能是失去鲜活表现力的，停滞不前的陈列品。传承是保护的基础，传承的过程也是最好的保护过程，因此对人的保护实际上就是对某种传统的保护。

    要留住手艺，首先得留住人，要把打工者留在家乡，就得解决基本的生存问题。只有解决了农民的生计问题才能解决传承的问题，只有解决了传承，保护才更有意义。犹其要对民族地区仍然健在的老艺人和担负传承重任的年青人给予扶持和鼓励。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着眼点应放在对传承人的保护，而不仅仅是对“物”的保护。过去我们更多关注的是物态的文化遗产，而对创造大量手工艺术的民间工匠视而不见，这种见“物”不见人的意识显然是本末倒置，急功近利的短视行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可以进入博物馆、阵列馆供奉起来，那些生产者该怎么办呢，他们在现代社会中又该处于怎样的地位？俗话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倘若到了人亡艺绝，家徒四壁的境地，遗产都没有了，还有什么可保护的？

    从“政府主导”的层面来说，迅速建立对有代表性的民间艺人的认定机制，并使之规范化，制度化，是切实解决实际问题，行之有效的办法。过去我们对传统文化艺术多半是利用大于保护，索取胜于给予，对于人的关注往往流于形式，通常是授一个牌，发一个证书了事，并?]有落到实处。要真正实施保护，必须对掌握了某种精湛技艺的民间艺人，从经济和精神上给予实实在在的资助和支持，鼓励其带徒传艺，使他们能安心从事技艺的传授和学习。特别对年青的传承人，要让他们回到家乡，帮助其树立民族自信心，鼓励学习技艺，同时积极参与经济活动，使他们从中得到实惠甚至发家致富。事实上，近几年来因旅游业的拉动，贵州一些地区的工艺生产还有一定发展，不少民间艺人在经营活动中提高了生活水平。他们在现代社会生活中已占有一席之地，并因此得到社会的尊重。有了政府的扶持和引导，加上实际可见的利益，传承者就会产生荣誉感和自豪感。若能如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就落到了实处。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是一个长期、复杂的系统工程，其涉及的面非常广泛，对它的认识及如何去实施有效的保护，尚处在摸索和研究中。本文从社会经济发展与文化传承关系的角度，从带有共同性和典型性的“打工”现象入手，讨论由此带出的传承和保护问题，当然“打工潮”是社会转型期一个共同的问题，这个问题不限于某个地区，也不限于某一传统手工技艺，它带有相当的普遍性，要解决它也非一朝一夕之功，但它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产生的负面作用和破坏力，值得我们高度重视和关注。

    （编辑：江晓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