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戏曲传承与和谐社会建构  

                                       秦华生

    一、地方戏曲的繁衍昌盛，是“花雅之争”中广大民众戏剧文化精神胜利的结果。
    清代乾隆时期（1736――1795），产生过对中国戏曲格局影响深远的“花雅之争”。持续几十年的“花雅之争”，表面上是戏曲文化内部雅文化与俗文之争，实际上是民间草根文化与大众审美意向，挑战统治集团和文人士大夫集团审美文化的反映。其结果是广大民众的文化价值取向和审美意识的胜利。为什么花部能战胜雅部呢？焦循的《花部农谭》，成书于清代嘉庆二十四年（1819）。他分析曰：
   “花部”者，其曲文俚质，共称为“乱弹”者也，乃余独好之。盖吴音繁缛，其曲虽极谐于律，而听者使未睹本文，无不茫然不知所谓。其《琵琶》、《杀狗》、《邯郸梦》、《一捧雪》十数本外，多男女猥亵，如《西楼》、《红梨》之类，殊无足观。花部原本于元剧，其事多忠、孝、节、义，足以动人；其词直质，虽妇孺亦能解；其音慷慨，血气为之动荡。郭外各村，于二八月间，递相演唱，农叟、渔父，聚以为欢，由来久矣。自西蜀魏三儿倡为淫哇鄙谑之词，市井中如樊入、郝天秀之辈，转相效法，染及乡隅。近年渐反于旧。余特喜之，每携老妇幼孙，乘驾小船，沿湖观阅。
    焦循在这里从“事”――剧目内容、“词”――戏曲语言、“音”――戏曲声腔三个方面，与昆曲进行比较，肯定地方戏的优点：在戏曲剧目内容方面，昆曲多男女猥亵，“花部”多忠孝节义，足以动人；在戏曲语言方面，昆曲剧目曲文虽然谐于音律，但是过于典雅艰深，一般观众不容易听懂，而“花部”的唱词质朴通俗，便于观众理解；在唱腔方面，昆曲迂回繁复，而“花部”慷慨激越，更能使人动情。
焦循不仅常与乡间民众一起观赏“花部”戏，而且常在一起谈论演出剧目：“天既炎热，田事余闲，群坐柳荫豆棚之下，侈谈故事，多不出花部所演，余因略为解说，莫不鼓掌解颐。”柳荫豆棚，成了焦循与乡间民众的“艺术沙龙”。
    “花部”取胜，从而使中国戏剧文化精神更加贴近下层百姓。清中期的戏剧文化主要消费从宫廷王府和文人庭院，扩散弥漫到广阔的民间。下层百姓的戏剧狂欢，成为他们的精神盛宴。这种戏剧文化精神和审美意识的下移，众多会馆和民间戏台的演出，仿佛回归到元杂剧时代的勾栏瓦舍。各种地方曲调和方言，立体而真实地在各类舞台上展示，既传达出亿万民众的心声，又擂起了时代精神的鼓点；既有华夏各民族各种乐器交织的和声，又有各地方各阶层构成的锣板。这里，蕴含着中华各族百姓对人生的体验，对生活的感悟，对历史的评价，对自然的认识。这里，体现了中华民族的集体创造力、集体审美意识和集体无意识。应充分肯定这一戏剧文化精神的回 归，从而充分肯定“花雅之争”与最后花部取胜的文化史意义。
    二、地方戏曲寓教于乐，规范了广大民众的言行，宏扬了中华传统美德。
    地方戏曲产生的土壤是民间，自然而然会更多地反映出广大民众的思想感情，价值判断和审美意象。地方戏曲通过广大民众喜闻乐与丰富多彩的表达方式，对其生活中各种各样人物言行的模仿及历史人物事件的再现，传达出对舞台上人物事件的评价，表达了褒贬好恶，宏扬了中华民族的传统道德，并成为基层民众道德培养的“教材”之一。
    当今权威宣传资料，把中华传统道德归纳为公忠、正义、中和、孝慈、诚信、宽恕、谦敬、礼让、自强、持节、知耻、明智、勇毅、节制、廉洁、勤俭、爱物17个方面。（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学习问题》）。
   这里，把中华民族美德在地方戏曲中的传扬分为以下11个方面：
  （一）宣扬正义，歌颂忠烈，挟击邪恶势力造成了社会悲剧和时事剧。如京剧时装戏《黑籍烟魂》，评剧的《杨三姐告状》、川剧的《巴山秀才》等。
  （二）以“精忠报国”、“舍生取义”为核心内容的爱国主义剧目。如京剧的《昭君出塞》、豫剧的《搜孤救孤》，及各地方戏曲中的岳飞戏等。
  （三）隐寓褒贬和垂戒世人的历史剧，如众多的列国戏、两汉戏等。
  （四）“借儿女之情，写兴亡之感”的史诗剧，如各地方剧种的西施戏、杨贵妃戏等。
  （五）以颂扬“公忠”、“廉洁”等美德为主题的清官戏，如各地方剧种的包公戏、海公戏等。
  （六）宣扬自由恋爱等新兴婚姻道德观念的情爱剧，如各地方剧种都改编的《西厢记》、越剧《梁祝》等。
  （七）表现女性聪慧才智、勇敢刚强的奇女戏，如各地方剧种，以“杨门女将”为代表的巾帼英雄戏。
  （八）宣扬忠贞孝慈、勤俭持家的伦理剧，如各地方剧种改编的《琵琶记》等。
  （九）批判社会丑恶现象、嘲笑人性缺点的喜剧，如楚剧的《葛麻》，各地方剧种的《借妻》等。
  （十）表现刚直勇毅、除暴安良、见义勇为的侠义戏，如各地方剧种《水浒》戏等。
  （十一）以民间传说为题材，借神喻世的神话剧，如黄梅剧的《天仙配》、各地方剧种的《西游记》故事剧等。（以上参见《戏曲与道德传扬》）
   三、构建和谐社会，必须构建社会主义道德体系。地方戏曲能在构建这一体系中发挥和积极有效的作用。
   道德有最高理想，也要有基本规范；有新时代提出的新观念、新要求，也有从古至今普遍推崇的道德基本准则。它具体表现为社会公德、家庭婚姻和各种职业道德等各个方面和各个不同层次。社会主义道德体系这种框架性、层次性特点，恰好与地方戏曲剧目中的艺术形象的认识作用和审美作用，地方戏曲艺术形式的多样性、演出与观赏活动的群众性具有广泛的相容和一致。艺术是现实生活的反映，道德必然会体现于地方戏曲艺术之中。地方戏曲艺术应继续发挥道德传扬的社会职责，总结已取得的成功经验，借鉴其他艺术种类和新兴艺术样式的长处，更好地发挥地方戏曲艺术综合性、大众性和趣味性的艺术特点，通过鲜明、生动的艺术形象、多层次、多角度、全方位地发挥戏曲艺术对于道德传扬的传统优势，为建立社会主义道德体系，构建和谐社会做贡献。
   因当今处于社会转型期，出现了道德严重滑坡，胡锦涛总书记提出了“八荣八耻”，强调加强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教育，即社会主义道德体系的重建。地方戏曲应在这一重建中发挥更加积极有效的作用。
四、由于现代化和城镇化浪潮的冲击，使处于当今时空座标下的地方戏曲，遭遇一些传承难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地方戏曲的传承，主要是口传心授，又一直处于动态衍变之中，尽管有录音录像等现代科技手段留存，但仍是人走艺息。
  其二，地方戏曲剧种之间，表演手法相袭借鉴等，导致许多雷同。
  其三，地方戏曲剧种之间相互借鉴，向大剧种靠近，后来又向话剧学习，剧种特色日益淡化。
  其四，地方戏曲节奏慢，道白唱词不易听懂，加上传统剧目与现代人们思想和情趣的差异，使观众锐减。
  以上几项因素以及地方戏曲生存文化土壤的贫脊化、沙漠化的问题，带来了仿佛今年春天北京接连不断的沙尘暴，如何治理改良文化土壤，如何调动地方政府保护地方戏曲的积极性，成为当务之急。
   五、当前的几点应对措施：
  首先，调整思路，尽量把地方戏曲对当今社会发展有因素发掘出来。例如，对中华传统美德的宏扬，对当今构建和谐社会和社会稳定，充分阐述，加紧实施，引起地方政府官员的重视。
   其次，减掉地方戏曲中的某些不适应当代社会的元素，例如，对历史上不同民族统治集团之间争斗的技术，有民族歧视东西。又如对封建皇权的歌颂等。
  第三，突出地方戏曲传承之后的开发价值。例如，地方戏曲在当地庆典活动中的特色，对当地旅游开发中的价值等。
    第四，某些地方戏曲剧种可实施创新性传承战略，即常言所说的“老瓶装新酒”，出人出戏。近几年，如山东省新创作吕剧《补天》、河南改编的豫剧《搜孤救孤》，入选了国家舞台精品工程。而新创作的现代戏山东梆子《山东汉子》、豫剧《铡刀下的红梅》，又被初选入国家舞台精品工程。这种现实创新剧目的成功，实现了出人出戏，成为地方文化名片，打造了地方文化品牌，容易引起重视和支持，此乃传承之上策也。
    第五，促进保护和传承地方戏曲的立法，加大宣传力度，强化地方文化官员对保护文化多样性的认识，提高传承地方戏曲的自觉性，调动与争取地方积极政府保护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自觉性和积极性。
    总而言之，不能只讲地方戏曲保护传承的文化价值，着重发掘其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当代功用，以调动地方政府投入的积极性，吸引当代观众的眼球，进而争取国家和地方立法保护。这样，增加一些“有机肥”，增加“水浇地”，才可能有效地阻止文化土壤沙漠化和贫脊化，逐步改良地方戏曲生存的文化土壤，使地方戏曲老树新花，枝繁叶茂，成为中华民族精神上空的一片绿荫。

（编辑：江晓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