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较少民族文化艺术遗产的

新开发现象

                                 钟进文（中央民族大学）

    在我国各少数民族中，人口在10万人以下的少数民族有22个，这些民族大部分居住在我国西部边疆地区。在西部大开发中，这些民族的社会经济文化教育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在文化艺术方面的一大特征就是由原来的移植输入向自我发掘方向发展，出现了文化艺术遗产的新开发现象。在此以裕固族为主介绍近年来在这方面出现的一些新情况供大家讨论。

                                      一

    裕固族居住在甘肃河西走廊中部，一提起裕固族，大家都以“能歌善舞”来赞誉这个民族。的确，近十年来东至古都长安，西出阳关，在漫漫丝绸古道上，无论是星级饭店，还是旅游景点，到处都飘荡着裕固族姑娘的歌声，那甜润的桑音，深情的歌喉给人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如果用文学语言来描述，可以说裕固族姑娘是唱着歌一天天长大，跳着舞一步步走向大都市的。但是，如果我们用心去思考，在这歌声的背后也有许多沉重的话题。
    1994年全国惟一的裕固族自治县举办了首届“歌手大奖赛”，比赛头奖被一位模仿港台歌星演唱的牧羊姑娘夺走，这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三年后，即1997年肃南裕固族自治县举办了张掖地区“马蹄寺旅游观光节”，开幕式前一天晚上，县民族歌舞团演出了一台文艺节目。节目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无论是歌曲还是舞蹈，演出程序大致都是一个裕固族节目，一个藏族节目，一个蒙古族节目，然后再穿插一个汉族节目。这样的排列无可厚非，因为肃南裕固族自治县毕竟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令人不安的是藏族、蒙古族的节目都是一些当时风靡全国、众人皆知的流行歌舞，如藏族的《桑吉卓玛》、《青藏高原》；蒙古族的《蒙古人》、《奔腾》等，只要报幕人一亮腔，台上台下便一片沸腾；与之相反，裕固族节目要么是传统民歌改唱，要么是当地推出的新歌，和藏族、蒙古族节目相比，显得非常单薄冷清。
    2002年夏天，建军节前夕，我们在裕固族地区又观看了一场慰问演出，在这场演出中，唱歌跳舞的绝大部分是裕固族姑娘，然而我们没有看到一个裕固族节目。同去田野调查的一位旅居日本的蒙古族博士看完演出后对我说：“不是蒙古族歌就是蒙古族舞蹈，你们裕固族节目哪儿去了？”我无法回答这个问题。
    同年，我们在裕固族“歌舞之乡”――莲花乡搞田野调查时了解到，这个乡目前有138户385口人，其中流动人口达116人。当我们问到这些流动人口在外面干什么时，牧民们用幽默的语言回答我们：“都去唱桑吉卓玛去了”（即到景点唱歌去了）。在后来的入户调查中发现，凡是有女孩子的家庭，姑娘都在外面打工，而她们的打工内容就是唱歌。有些纯女户家庭，两三个姑娘都在外面唱歌打工，守家放牧的往往是一对对孤独的老人。
    “裕固族姑娘爱唱歌”这种形容一点也不过分。但是这么多姑娘外出唱歌，又都去唱“桑吉卓玛”（藏族或蒙古族歌曲），这不能不令人思考。
    2003年夏天，我们去裕固族地区田野调查途中赶上了兰州的“黄河风情线宣传周”，在这里我们遇到了裕固族“草原风三人组合”。这是一个由四人组成的演出小组，一男三女，男的作词作曲，三个姑娘组合表演。他们自己买布料、首饰，以裕固族传统服饰为基础，自己设计制作演出服装，自己化装，自己联系演出，主要唱自己创作的裕固族歌曲。
    这是一件令人欣喜的事情。当我们问其动机时，他们说，我们出来唱歌已经五六年了，可一直唱的是其他民族的歌，在小地方唱其他民族的歌还可以，在大场合尤其是有藏族、蒙古族的地方，我们穿着裕固族服装唱人家的歌，显得不伦不类，心里不是个滋味。我们生在裕固族“歌舞之乡”（莲花乡），家乡走出来那么多唱歌的人，我们应该唱自己的家乡、自己的民族。因为裕固族太小了，别人都不知道。我们从小在草原上长大，家乡的生活给我们留下了美好的回忆，我们把它写成歌唱出来，肯定受欢迎，只要坚持就能创出自己的特色。
    这是一种创意还是反省很难说，但是从我们观察到的现象来看出现了一些良好的势头。在人们的记忆中，裕固族没有传统舞蹈，都是现代创作的舞蹈。近年来从裕固族传统文化中挖掘资源，搜集素材，创作的一些舞蹈节目也获得了极好的反响。其中取材裕固族传统风俗“剃头仪式”的舞蹈《祝福歌》，在全国计划生育文艺调演中获得银奖，甘肃省第三届敦煌文艺奖评奖中获三等奖，张掖地区专业文艺团体文艺调演中获作曲一等奖、表演三等奖。现在肃南县民族歌舞团又以裕固族著名民间叙事歌《萨里玛克》为素材创编大型歌舞剧，为自治县成立五十周年献礼；与此同时，自治县领导也专程到北京邀请知名作曲家为裕固族创编一首像《青藏高原》、《蒙古人》那样家喻户晓、人人喜欢的歌曲。

                                      二

    红湾寺镇是肃南裕固族自治县政府所在地，自治县成立以前，这里曾有一座藏传佛教禅定法旺寺，属裕固族西八个家，寺西北方山峰呈红色，又流传一美丽的传说，故得名“红湾寺”，一直沿用至今。红湾寺镇四周群山环抱，山青水秀，绿树成荫，气候宜人，也是隆畅河、东流沟河、西柳沟河的交汇处，其中隆畅河从城中流过，把城镇分割为东西两半。红湾寺镇距张掖市97公里，距312国道53公里，交通方便。近年来这里发生了巨大变化，崛起了近百座高楼大厦，同时，县政府斥巨资，建起了街心广场、民族公园；在风景秀丽的夹心滩公园又有红西路军纪念塔。应该说这里是现代人理想的旅游观光之地，但是实际上并没有达到理想的效果。究其原因主要是在建设发展中忽视了“特色”二字，尤其是民族特色。例如街心广场位于县城的门户之地，可以说是肃南裕固族自治县的第一扇窗户，然而除了一座“祁连神鹿”的雕塑之外，没有其他任何能够反映当地民族特色的东西。“祁连神鹿”虽邀请名家创作，但并没有文化内涵，如果说肃南县是鹿养殖基地，那么与之相邻的青海省祁连县更是饲养着规模不小的鹿群；如果说与裕固族民间传说有关，又没有任何文字说明，因此“祁连神鹿”从何而来不得而知，也就谈不上特色。2001年建成的“民族公园”位于县城的中心地带，它是为了“把县城建设成适应西部大开发需要的花园城市和旅游城市”（摘自公园碑记）而兴建的。令人遗憾的是这一“全县各族人民所注目的跨世纪形象工程”（摘自公园碑记），虽取名为“民族公园”，但您走进公园，看不到一丝一毫民族的东西，雕梁画栋的大门，木质和水泥两种亭台楼阁，亭子顶棚是模仿敦煌壁画中的飞天仕女和一些书法家书写的古代山水诗词。公园中间是喷泉，两侧是一些健身器械，可以说和其他中小城市的街心公园没有什么区别。由于缺少地方和民族特色，这座“跨世纪的形象工程”现在只是县城居民早晚锻炼散步的场所，外地游客很少光顾，平日更是冷冷清清。
    2005年年是肃南裕固族自治县五十华诞，现在自治县上上下下都在为此而忙碌，其中有一新举措那就是为近百座楼房“穿靴戴帽”，即对普通样式的楼房屋顶和门前进行改造，以此来突出县城的民族特色。裕固族地区自明末开始兴建佛教寺院，前后建有9座寺院，分别属于青海大通县郭莽寺和互助县佑宁寺管辖，因此建筑风格受到青海藏传佛教寺院的影响较大。据资料介绍，过去的红湾寺的建筑风格和青海藏传佛教寺院非常相近，有较高的台座，厚墙，涂色柔和，藏式平顶楼房和汉式起脊坡屋顶相结合。经堂歇山式屋顶飞檐四翘，秀丽强健。我想如果在楼房的改造过程中，能够和裕固族过去的寺院建筑风格相结合效果可能会更好一些。与此同时有关部门也积极筹划将裕固族的叙事长诗《西至哈至》、《萨里玛克》的主要内容以浮雕形式展现出来，作为旅游资源供游客参观。
    和裕固族相比，有些人口较少民族早几年就在这方面出现了一些可喜的现象。
    青海省的撒拉族也是我国人口较少的民族之一,其居住的自治县境内山峦起伏、沟壑纵横,自然旅游资源十分有限。但是,近年来撒拉族地区的旅游业发展很快,依托的资源,主要是孟达林区和民间文化旅游资源。孟达林区位于循化撒拉族自治县城东20公里处,被誉为青藏高原的“西双版纳”。这里是青藏高原与黄土高原的交界地带,自然景观奇异瑰丽,植物品种繁多而茂盛。在海拔2500米处的林区腹部有一汪湖水,人称“孟达王池”,水深20多米,苍松翠林,群峰倒影,湖光山色相映成趣,是一个奇特而迷人的地方。聪颖的撒拉人为了增强这一人间仙境的旅游吸引力,非常巧妙地将自己的民族历史文化融入其中,使自然旅游资源与人文旅游资源得到有机结合。
    相传,七百多年前,在撒马尔罕地方撒拉族先民尕勒莽和阿合莽两兄弟,不堪忍受统治者的迫害,从遥远的中亚撒马尔罕王国里,率领同族孔木散部分人,牵上一峰白骆驼,驮着撒马尔罕的一碗土和一壶水,一本《古兰经》,跋山涉水,寻找新的乐土。他们历经周折,进入青海境内。一天晚上,他们休息在奥土斯山上。到了半夜,尕勒莽醒来发现骆驼不见了,急忙叫醒伙伴们,到处寻找骆驼。他们找呀找,一直找到天亮。清晨,他们发现驮经的骆驼卧在一个清泉旁边,骆驼已变成石头昂着头颅好像和他的主人在说话。众人捧起泉水一口一口地喝,大家觉得这泉水和撒马尔罕的水一样，从此,他们就定居在这个泉的周围。“骆驼泉”由此得名。根据这一传说,撒拉族在孟达天池,塑造了象征撒拉族起源的“卧恋清泉”的骆驼塑像。同时,还制作绒毛骆驼造型作为旅游纪念品出售。
    鄂伦春和鄂温克族是我国东北人口较少的两个民族,他们信仰各种神灵,有非常丰富的神话传说。他们把那些与生活密切相关的山林、动物、水火、牲畜等都看成是神圣而又不容侵犯的,并加以虔诚的崇拜和信仰。在鄂温克自治旗政府所在地――巴颜托海镇,鄂温克人根据自己民族的神话传说,兴建了规模庞大的图腾广场。这些栩栩如生的神秘雕像,象征着鄂温克民族的精神文化,同时也对游客产生了很大的吸引力,成为旅游者产生旅游动机的重要因素。2001年春节,北国边陲的鄂温克、鄂伦春小镇的“驼的”（用骆驼拉雪橇）和图腾文化广场吸引了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大批游客。

                                     三

    裕固族有较为完整的服饰文化，尤其裕固族妇女服饰很有自己的特点，但是随着时代的变化，现在很少穿戴，只有在节日或喜庆场合才穿一下，而且有些人穿，有些人已经不习惯穿，毫无疑问服饰已成为裕固族文化的一种点缀。但是近年来在裕固族服饰方面又出现了两种新的现象，一是出现了裕固族服装模特队。在喜庆节日，中老年妇女穿上裕固族古老的“凯门拜什”（头饰）走上了舞台，姑娘们身着经过改进的裕固族服装翩翩起舞，她们用华丽的服装和优美的动作，尽情展示裕固族传统文化的风采。二是将裕固族妇女的红缨帽子按比例缩小，制成旅游纪念品出售。裕固族妇女的帽子，特点非常明显，一种尖顶，一种大圆顶，帽沿后部卷起，用白色羊羔毛制成，宽沿镶黑边，帽顶缝红色宿线的帽缨。红缨帽子还有一段美丽动人的传说，是为了纪念裕固族历史上的一位女英雄。由于这丰富的文化内涵和鲜明的民族特色，这种旅游纪念品颇受大家欢迎。由此也推动了当地民族服装加工业，过去民族服装都是牧区的牧民自己制做，现在肃南县城就有好几家民族服装店。
    明花区是肃南县的一个裕固族聚居区，地处河西走廊中部的沙漠地带，周边多有沙丘环绕，境内植被属沙漠草场和荒漠草场。近年来这一带诞生了两种新的艺术形式，即沙石雕和根雕艺术。沙石当地又称石板，是沙漠边缘沙子和碱土经雨水浸泡之后形成的石块，过去牧民主要用来镶饮水井，因为它易吸水凝固力强。现在聪明的裕固人用它来从事雕塑创作，取名“沙石雕”。沙石雕主要反映裕固族的放牧、捻线、骑射等传统生活习俗和民间故事中的人物形象，曾参加全国少数民族手工艺作品展览，深受好评。目前肃南民族博物馆收藏30余件沙石雕对外展出。另外一种是用沙漠中宿生的红柳根开发的根雕艺术。其反映的仍是裕固族的传统文化。此外还出现了皮雕、彩褐等手工艺制品。
    同样的一些文化遗产开发现象也出现在其他人口较少民族当中。自古以来，居住在深山密林中的鄂伦春人便与白桦林同生共长，休戚相关。从居住的简易建筑“仙人柱”到捕鱼用的小舟；从吃饭用的餐具到装衣物的盒子，鄂伦春人使用的器具几乎都由白桦皮制成。白桦林顽强的生命力，在轻便而坚韧的桦皮制品上得到充分的延伸，伴随着鄂伦春人走过无数风雨。令人惋惜的是，鄂伦春族走出深山后，桦树皮工艺日渐衰微，随着皮革、塑料制品的大量涌入，鄂伦春家庭里的桦树皮制品越来越少，年轻人已不大会做了。现在鄂伦春美术家把中国传统版画、水墨画技巧与桦树镶嵌工艺和鄂伦春民族传说相结合创作的桦树镶嵌画颇受欢迎，黑河还搞起了桦皮工艺培训班，年轻人边研究边学习，决心把祖先留下的东西发扬光大。作为使用器具的桦皮制品，也许会逐渐淡出鄂伦春人的生活，但作为一门艺术，一种文化，一项宝贵的民族遗产，桦皮工艺将永远镶嵌在鄂伦春人的生活之中。
    上述种种所谓“新开发现象”只是我们在田野调查当中观察到的一些微妙变化，而且本文只限定在人口较少民族这一范畴之内。在西部大开发当中，实际发生的变化可能比这要多得多，而且有些变化是沿着良性循环的轨道发展；有些变化可能导致的是新一轮破坏。不管怎样，把目光转向本土，从自身文化中求发展的思路是值得提倡的。正如费孝通教授所说的：在西部地区这一广阔的时间和空间里，产生过很多不同的民族、不同的优秀人物，他们共同创造了一个文化的、人文的资源。之所以称之为资源，就是其不仅是可以保护的，而且还是可以开发和利用的，是可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有所发展，有所作为的。“新开发现象”也许预示的就是西部民族的这种觉醒。

    参考资料：
   田自成 钟雪琴《水灵活泼的意象铸造――舞蹈〈祝福歌〉赏析》，《牧笛》2002年创刊号。
   得伟《鄂伦春的“查拉巴克”》，《中国民族报》2003年9月30日第八版。
  《费孝通教授谈西部文化开发与人文资源保护――与方李莉博士后的交谈》，《中国都市人类学通讯》2000年第3期。
   安肃然《裕固族美术史略》，《新美术》1992年第4期。

     （编辑  江晓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