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遗传承陷入尴尬

老艺人惶恐:百年之后何来传人？
 

严柳晴

    最近，罗店彩灯传承人朱玲宝将多年的制作经验集结成册，编撰了一本读物，名叫《罗店彩灯》，装帧简单，也没有正规出版，只在罗店镇的中小学校小规模发放。老先生道出初衷：如果百年之后无传人，这本读物就是罗店彩灯留存于世的最后纪念。

　　非物质文化的传承人如今都活跃于世：黄杨木雕的传承人陈华明最近在长桥街道开班授课，江南丝竹的传承人阮弘在校园中组建乐团。这些民间艺人的心地坦诚：如果有年轻人愿承此业，愿无保留教授。

　　可惜，这些积攒了祖辈心血的传统手艺，年轻人少人问津。社区班教授，人员流动如走马灯；学校教课，学生毕业即作鸟兽散。民间艺术传承陷入尴尬境地。

    个案

　 人一走，茶就凉

　　花灯传人忧心后继无人兴趣至上，与彩灯结缘

　　拧直钢丝，画定尺寸，拗成方、圆等形状，用胶布组装成型。框架搭设完毕，再给花灯“穿衣戴帽”——“戴”浅色丝纺“帽”，“穿”浅色绸布“外衣”，配设深色丝纺，再配上一串亮闪的花边，配上摇曳的灯须和排须……

　　花灯的制作艺无止境，框架结构的设计，“穿衣戴帽”的搭配，在彩灯的绸布外衣上，还有山水画、剪纸打底。做个简易的花灯容易，可将之变成一门艺术，不断地“出花样”，就并非易事了。

　　如今，花灯的传承人朱玲宝已经72岁。他清晰地记得，自己第一次接触花灯制作是在1983年。当时，朱玲宝还是个年轻的小伙子，在文化中心给做灯的手艺人帮差，运货打杂，从此对彩灯产生兴趣，一点一滴地向手艺人讨教起技能来。

　　1988年，他的作品《双龙戏珠》在大世界的展出中夺魁，双龙吐珠，将一场庙会承托得欢欢喜喜。从此他的兴趣一发不可收。一晃30年。现今，朱玲宝早已退休，放下工作，一门心思奔“兴趣”而去。

　　传承人，应有点艺术气质

　　朱玲宝把“兴趣”放在至高无上的位置。在他看来，一个彩灯的传承人非单纯工匠，还应有点艺术气质。他要能把大千世界的精彩，投注到彩灯的创作中来，这门艺术才会有生命力。如今，他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市级传承人，也是罗店彩灯唯一的传承人。老一辈手艺人都已过世。朱玲宝年事已高，可这门手艺，恐怕自己百年之后，这门手艺就会“失传”了。

　　虽然做彩灯的工匠并非朱玲宝一人，每到庙会时，镇上会做大批彩灯烘托气氛。朱玲宝叫来一些当地的熟人帮忙，扎的扎、抬的抬，一批彩灯红绿相间、粉墨登场，前来采访的媒体络绎不绝。

　　“但是，彩灯不是长期的产品，只是节日产品。过了这段时间，人就散了，做工的做工，种地的种地。”朱玲宝说。

　　学生一毕业，手艺全抛弃

　　10年前，朱玲宝就意识到罗店彩灯手艺后继无人。着手培养学生。2006年，他在当地政府的帮助下开了第一门课，前来报名者寥寥，开课一次之后，就关门大吉。接着，社区专门为彩灯开了培训班。各中小学校送来了劳技教师，向朱玲宝学习手艺。

　　他的“学生”从来不缺，却没有一个人能称作“徒弟”。在这几年中，他被罗店地区的中小学校、少年宫邀请，请进课堂讲课。一周一次，连上几回，孩子们手劲不足，坳不动大号的钢丝，朱玲宝就把它换成小号的。做大件彩灯的“骨架”太累，朱玲宝就让他们用6个小长方体拼接。上了几次课，班上已有心灵手巧的孩子，能像模像样地做出一个彩灯了。朱玲宝很兴奋，把孩子们的彩灯照片收进了他的新书《罗店彩灯》里。

　　可惜，学生们只把扎彩灯作为一门副课来学。有学校对学生要求严格，要求他们完成彩灯作业，学生们就找家长“帮忙”。这几年，朱玲宝教了许多课，成千上百的学生中，也有一些他心仪的“传人”人选。可惜学生毕了业之后，各奔前程，从此消失了。

　　“毕业之后，升学的升学，回老家的回老家。各自有各自的事情，不可能花这么多时间来跟我学这门‘没用’的手艺。”朱玲宝对此淡然，却也无奈。

　　民间手工艺的困境

　　体制跟不上，缺乏合适的氛围

　　老体制瓦解，新体制无以为继

　　每一项工艺品的兴衰都离不开特定的时代背景。比如，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是黄杨木雕的鼎盛期。当时，老艺人陈华明从工艺美术学校毕业之后，到了工艺美术研究所工作。政府出资培养了一批艺术家。他们曾下乡采风，描绘当时激情年代岁月的青年。陈华明在当时创作了许多主旋律作品，有些还被展出，也有些被政府采购，做外交赠品。

　　黄杨木雕的衰落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工艺美术研究所改制为企业，需要依赖市场运营，因此难以为继。企业的经济效益一落千丈，曾经和他一起从事黄杨木雕工作的都陆续离开了工作岗位。

　　“要说没有市场，这也不一定。”陈华明说，非物质文化遗产自有其价值，如果能有人深入挖掘其中的价值，开拓市场，比如，它可以是很好的收藏品，也可以是外交礼品。或许会有一线生机。

　　大环境缺失，“迎合市场”不可取

　　何为江南丝竹？在旧时也绝无“非物质遗产”的头衔。只是民乐，在街头巷尾，茶余饭后，组团唱和，悠闲的生活状态，正是人闲情逸致。“其实它并不适合在舞台上演出，而应该是一种生活方式。”江南丝竹传承人阮弘说，“但现在，人们都过着快节奏的生活，一出校园，年轻人忙着恋爱、事业，让他们再花时间训练民乐，似乎是一种奢望。”

　　松江文化馆馆长陆春彪告诉记者，顾绣也是旧时小姐闺中物，细绣密缝，精工出细活。绣成一副制品心血万千，一副大件作品，至少耗费一年，拍卖价十多万。通常这个价格无法被市场接受。因而即使打开顾绣市场，“批量生产、迎合市场”的做法也不可取。

　　为何传承后继乏人

　　民间手工艺修炼非一日之功

　　这些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动频现沪上。有的社区特别开设了培训班，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教授课程。也有学校将艺人请进校园，各种各样的传授方式不少。但为何艺人们仍觉得寻找后继者的希望寥寥？

　　社区推广？人员庞杂难维持

　　黄杨木雕的传承人陈华明先生在长桥街道社区讲课已满半年。木材、上课场地全由街道提供，对学员分文不取。去年10月开始报名时，班里应者如云，学生们大多50来岁，多数是退休人员消磨时间。

　　半年之后，学生流失过半。到了今年3月份，只剩下了20余人。究其原因，还是因为黄杨木雕与普通手工艺制作不同，是一项比较枯燥、艰苦的工作。一个木雕的制成，从设计、画稿并且用木锯锯出一个雏形，往往耗费一周时间才得成品。并且，即使是熟悉此手艺的老手，也免不了经常受伤。“能坚持黄杨木雕的人，有一般的兴趣还不够，至少要在艺术上有追求，才吃得起苦头。”陈华明说。

　　民间手工艺的修炼非一日之功。松江非物质文化遗产顾绣也如此，一幅顾绣作品从打底稿、穿针引线到最后完工，少则半月，多则一年。除了有针线技能外，需要有一些艺术修养。松江区文化馆馆长陆春彪告诉记者，他们曾尝试在社区里开了三个业余顾绣班，但没出多久，学员纷纷流失。也曾经和一家中职校合作，在女生中培养顾绣人才。可惜的是，这批学生到了婚龄，大都再无心于此。

　　学校选拔？一到毕业学生全流失

　　学校授课也是非遗传承广泛采用的推广方式。学校把老师傅们请进课堂，传承人借此陪养一些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兴趣的年轻人。陈华明在聋哑青年技术学校开班授课，培养了一些学生，但这些学生毕业之后，因为木雕无出路，大都丢弃了这门手艺。

　　比起陈华明、朱玲宝两位老手艺人，江南丝竹传承人阮弘比较幸运，她是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的教师，生活在一群年轻人中间。从1999年起，她在学校组织了民乐团，后来民乐团在她的指导下，开始专门排练江南丝竹。已经有了数场颇具规模的校园演出。

　　演奏江南丝竹需要一定的民乐基础，除此之外还需要经过一段时间的培训。校园里，江南丝竹的排练和演出有声有色。经过2-3年的训练，技艺渐渐纯熟，能够应对大型的演出。可惜学生毕业之后，就消失了。10年来，阮弘再也没有听说哪位学生毕业后仍有心于江南丝竹。

　　应对之策

　　呼吁设立机制统筹资源

　　让手艺在市民中“活”起来

　　朱玲宝曾设想过一个理想的传承环境，多开设一些民间文化活动，多给喜欢彩灯制作的年轻人一些“展示”的机会；有一个大平台，容纳对彩灯有兴趣的年轻人，也接受商业需求，让这门手艺在市民文化的运转中“活”起来。细细思考，在大平台的运转上，似乎各种元素都具备，但缺少机制，让之规律地运作起来。

　　大环境无法改变，面对现状也并非无从下手。上海交通大学一名民乐教师曾想成立青年江南丝竹团队，把校园里江南丝竹的演奏者重新聚集起来，继续校园中的民乐生活。可惜，因为手头资源匮乏，难找场地，也难找资金，事情就被耽搁了下来。

　　“民乐演出本就是团队活动，学生毕业流散了，不可能再继续训练。”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阮弘说，“包括其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也一样，需要有一个小团队，共同切磋、支持。”

　　“再说发展，以江南丝竹来说，希望有组织能牵头形成一个小团体，统筹各方面资源。如果有机会，能够让这个团体外出表演，让别人了解传统文化。就得以实现了公益品的价值。这样，他们也能看到自己的成就。有良好的机制，才能这门艺术才能得到长足发展。”

（来源：青年报）

（编辑：江晓雯）